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到清代已成末路,但仍是清代选用人才的“正途”。清代对于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采取了一整套有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而在驻防地参加科举考试对于驻防八旗别有一番意义:是从客居走向土著居民的标志之一;是生计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旗、民关系或者说满汉民族关系发展的标志;是旗内各民族文化程度高度发展的表现。从科举制度研究的角度看,此种政策是对科举制度在民族与等级统治背景下一种变通与调整,表现出科举制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力和灵活性,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看,这种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的考试政策,表现出民族统治政策的灵活性,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科举考试与日本

作为东亚科举考试文化圈的一员,模仿唐朝制度的日本科举考试经历了古代的贡举制、江户后期的"学问吟味"与明治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三个阶段.但是,受到政治体制与历史条件的制约,日本的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出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功能.贵族色彩浓厚、注重汉文"素读"的日本科举制度只是游离在政治体制的边缘地带,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教育普及的功能.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为了杜绝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舞弊行为,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原则,选拔优秀人才;也为了缓和权贵势要与普通士人的矛盾,宋朝统治者在开国之后逐步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维护国家考试之公正原则的意向值得肯定,并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为后世考试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与教训。     

唐代科举考试舞弊的防范与惩处

唐代是贵族地主政治向品官地主政治的过渡时期,贵族政治无时不在对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施加影响。在录取实践中,试卷成绩对考试结果常常不是决定性的。因此,科举考试的舞弊大多不在科场之内,而在科场之外。唐政府针对科场舞弊建立了各种防范措施,并加大惩处力度。有些措施不仅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就是对今天的各类考试,也不乏借鉴意义。     

清代湘籍状元的朱卷履历

有清一代的科举考试历史上,湖南共产生两位全国状元:彭浚、萧锦忠。他们的会试朱卷履历收录在《清代朱卷集成》里。分析他们的家世,可以得出不拘门第、平等竞争是科举考试的基本特征。     

试论元代的科举考试及其特点

元代也曾实行过科举考试 ,但时断时续。其形式继承前代 ,又有一些变革。它是元代汉族文化与蒙古等民族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契机。它对促进民族交往与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程朱理学也第一次在科举考试内容中占了支配地位。     

辽朝科举考试录取规模述论

科举考试分等录取与录取规模是辽朝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辽朝礼部贡院所放进士,依据举进士者的考试成绩分甲科、乙科和丙科三个等级,而甲科叉分第一甲、第二甲、第三甲.在录取规模上,辽朝进士科录取人数在前后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前期录取规模较小,频次较高;后期录取规模较大,频次较低.从总体上看,辽朝进士科录取规模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     

五代十国时期岭南科举考试研究

五代十国时期,为巩固统治,据有岭南的南汉政权继续效仿唐代旧制,设科取士,选任人才。其规模虽然不大,成效不显,但却不乏时代特点和历史影响,因而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     

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出版业都特别发达。科举考试用书在出版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市场上不仅充斥着首场八股文范本和写作技法类的图书,而且还有大量二、三场考试的范本和答题技巧的图书,这些图书大多数都是书坊刊刻,是纯粹的商业行为。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出版乃至泛滥削弱了官方对科举考试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对促进商业出版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多元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

清代州县官司法职责很繁重,他们司法时十分注重证据,并经常实地勘踏调查取证。在司法中,清代州县官注意维护儒家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为此目的,这些官员在司法时的手段多样,国家法律、成案、习惯、民间信仰等都成为州县官适法时的依据,但在最根本上,清代州县官在司法时始终是以行政官的面貌出现的,其在司法时对德化教养和秩序的强调,是与行政权的内在诉求相一致的。     

清代江南科举世家的典范式崛起——以吴县潘氏为例

江南素为人文渊薮之地,清代科举世家之现犹如雨后春笋。吴县潘氏祖籍安徽,清初以业鹾迁徙至苏。经过数百年由儒贾立身,到专力举业的晋身之阶取换,在乾隆时期崛起为吴中著名科第艺文之家。潘氏子弟兰茁其芽,秀彩竞发,对清代中后期政治、社会、文学、文化及学术影响深巨。通过梳理吴县潘氏世系及其崛起的天命人为因素,将家族崛起置于清代中后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景深中,探究家族文化与文学典范性成长的动力与过程。     

清季科举变动的知识效应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引导士子读书趋向于新学，书业面貌随之改观。在科举变动过程中，各地主政者对新、旧学的态度，是造成读书风气地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取士新标准也带来了科场文风的变化，成为学界风气转移的象征。制度变革的知识效应，是理解清末社会知识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清代陈州府的慈善事业

清代慈善事业承袭明制,总体较为繁盛。地处中原腹地的陈州府,慈善事业在清代亦取得显著成效,主要体现为慈善组织数量较为可观、功能较为齐全,参与主体亦相当广泛。其机构设置涉及养老、济贫、赈灾、助丧、慈幼、助学等各个方面;其创办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办、官督民办和民办;其资金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主要有官方资助、个人捐赠和商业化运作收入等三种筹资渠道。陈州府慈善事业的兴办是官方倡设,官绅、官民互动的结果,其运作发展虽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总体是较为发达的。     

清代云南昭通地区开发情况述论

清代中期云南昭通地区在"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和开发,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开发措施,如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奖励办矿,兴办教育等,使昭通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清代地方民事诉讼程序初探

在我国清代的实际审判过程中,已开始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但在其基本律典——《大清律例》中,对民事诉讼的规定颇为匮乏。司法实践中大量遵循的是各地州县官在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交流中形成的诉讼惯例。清代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审理是正式的审判,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包含起诉与受理,堂审前的准备,堂审和判决这些基本程序,相比较前期封建法制,已经具备了近代民事诉讼程序的雏形。     

清代滇池海口治理研究

海口是滇池水唯一的泄出地,其通塞与否直接关系着滇池周围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从清初开始,地方政府就不遗余力地对滇池海口进行疏浚和治理.研究清代各时期滇池海口治理,对认识清代云南滇池区域的水利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对今日滇池治理颇具资鉴价值.     

清代广东商人在山东的经济活动

清代山东是粤商在北方沿海地区活动的重要场所。粤商以济南、烟台、青岛为中心开展南北物资贸易,甚至投资设厂从事近代工业生产,在山东建立商号和会馆等商业组织,对山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代县衙吏役的内部管理

清代国家或地方政府除了颁行若干法令律例对吏役进行制度规定之外,州县衙门内部对办公吏役的管理内容更加切实丰富。管理措施包括申饬堂规、颁发告示、设立号簿、严格考勤和定立差捕条约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地方衙门办公系统的完善,不仅可以防范吏役作弊,也使得衙门内部运作有章可循。     

试析清代西藏摄政官职的缘起

本文针对清代西藏摄政官职的由来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第巴、噶伦、摄政官职是清代西藏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出现的产物。摄政的本质属性是代表达赖掌地方政教大权,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始设摄政。若将第巴、噶伦看做是代替达赖掌地方政教大权摄政,则将黄教政教合一体制提前到始于五世达赖时期。事实上,清初,清朝实行的是政教分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