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谶纬名义”

有关“谶纬名义”，一直存在争论，总结起来大致三种论调：一是“纬纯谶驳论”，认为谶自谶，纬自纬，两者不是一类；二是名异实同论，认为两者名虽不同，实质一样；三是折中之论，认为谶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广狭二义。“谶”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有变化的，最早以“谶言”形式出现，只是只言片语似的预言，后来就有了预言帝王受命的“图谶”，西汉末附会经义而为“经谶”。“纬”在“经书”确立之后才出现，附会于经。由此可知，“谶”与“纬”从内涵到形式是有区别的，因附会经义又有所联系，就两者的性质而言，合流是可能的。     

“史”的框架·“学”的探索

《汉朝语言文字关系史》以“史”为经，以“学”为纬，对汉朝语言文字关系做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发掘与考察，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关系史》是上溯上古，下至近代，详征博辨，视野开阔，观察入微，富有学术上的创见     

试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试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于语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发生于明末清初，一度中断的“西学东渐”潮流重新出现，西方文化，包括“器物技艺”的物质文化、“议院”和“立宪”等制度文化以及各家思想学说、学术观点的“学理”（即精神文化），以前所未...     

形势与政策课“五多”“五字”教学法的实践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以专题教学为载体，追求多点关注、多维启发、多层思考、多样能力和多重效果的教学理念，以全、潮、辨、正、久为教学手段，取得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最佳效果。“五多”“五字”教学法有独特的理念创新、路径创新和充分的学理支撑，其应用和推广价值非常突出。     

曹洞宗“回互”学说述评

<正> 慧能创立的禅宗,在唐末五代分为五派,即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的开创者为洞山良价(807—869)及其弟子曹山本寂(840—901),他们通过“五位君臣”说,以“回互”学说为核心,详细论述了本体界和现象界的相互关系,建立起系统的宗教哲学体系,予世俗哲学以深远影响。在解脱论上,他们提出了“五位功勋”、“五位王子”、“内绍外绍”、“三路接人”等学说,以分别说明悟解的深浅、解脱的依据,以及接引学人的方式。本文试就曹洞宗“回互”说的有关问题,作初步剖析,以明该宗哲学思想的基本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仁”的五种诠释

在仁学研究史上，关于“仁”的诠释主要出现过五种形式，即本体之仁：意味着“仁”是一种超越的，绝对的，无任何限制的终极存在，它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据和宇宙人生的价值根基；境界之仁：即彰显出一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相融的至东境界；人文之仁：“仁”体现对人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重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保护；生态之仁：展现人类世界与其他生命世界以及自然世界之间的本然和谐状态；贯通之仁：“仁”蕴涵着贯通天地万物，贯通物与我，贯通人与我的重要内涵。这五种诠释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仁”的内涵，也为诠释古代哲学范畴提供了宝贵经验。     

刘勰为什么把《正纬》列入“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的观点十分明确，他是把全书的前五篇作为“文之枢纽”来看待的。而刘勰对纬书，从总体上说是否定的，为什么他仍把《正纬》列入“文之枢纽”，这是一个有争...     

“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在一批学人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中间爆发了一场关于谁是“军阀”，以及怎样定义“军阀”、如何改造国家与社会武装力量等问题的激烈论战。论战虽由时事问题所引发，其影响却超越了政论范围，推动了“军阀”话语体系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有关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学理研讨。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诉求--论“太平洋派学人”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太平洋派学人”具有地缘性、精英性和政治边缘性特点。他们以知识分子先行者的敏感关注俄国革命,并从学理角度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验,鲜明地体现出了其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基于这种立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太平洋派学人”自由、宽松的政论基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彰显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尊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     

阐释翻译理论与阐释过程

阐释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旨在不同文化的读者能够更好地互相理解.借鉴了翻译理论家斯坦纳的阐释理论,提出阐释翻译的四个过程,即信赖释意、理解入侵、表达吸收和对等补偿,强调阐释的内容即认知补充的内容,为了避免损失,对等补偿必不可少.阐释翻译对我国翻译理论的构建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翻译"忠实性"的神话,为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实践基础.     

学术流派意识的学术文化意义——陈瘦竹学术文化观念的价值省思

陈瘦竹一向注重全局性的学术思考,治学“忌孤单”,表达了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一种诉求,即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领域,组织具有相当实力的研究力量,以该学术领域“国家队”的姿态进入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之中。这是特定时代社会大局的发展需要,也是国内学界一度缺乏的学派意识状况下难得的学术声音。陈瘦竹的学术实践体现了他的学派意识:包容的学术气度和学术风格。这正是学派建构需要的格局条件,而有特色、有层次、有秩序的学术布局,更是学派建构的主要优势。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

鲁迅的文学和学术实绩是一种带有整体意义的现代创造,具有不可分割的生命关系,但悄然兴起于20世纪末叶的"国学热"及其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鲁迅研究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现实影响:其一,由冷转热的"国学"蕴含着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其二,遭遇"国学大师"与鲁迅实际学术贡献的有限确认;其三,"纯"学术的眼光不仅低估了鲁迅实际的学术水准,也人为切断了鲁迅整体性生命追求中学术与文学的血肉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角度看“族群”

族群问题,是理论界一个非常热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了对＂族群＂的研究,＂民族＂和＂族群＂之争愈演愈烈。这种类似于百家争鸣的学术争论,有利于我国相关学术理论的发展。那么,在民族区域自治角度下该如何看待＂族群＂问题呢,本文做一浅层探讨。     

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创新分析与朴实文风——袁本良《守拙斋汉语史论稿》语法论文研究

文章论述袁本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创新分析与朴实文风：一、传统经典语法著作的现代意义＂新＂分析;二、古汉语语法专题的另视角＂新＂分析;三、语料翔实,继承朴学传统;文风朴实,显现学者风范。     

解释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研究

解释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研究,就是以解释学理论为基点,以期打破以往的对文本（文章、文学）的概念化的解读模式,旨在为语文教育提供新思维、新视点、新思路和新方法。解释学是一种研究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是一种关于理解和解释＂文本＂的系统理论。它把解释本体视为＂文本＂意义的审美生成过程,将读者的解读作为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的活动,即既建构＂文本＂意义又建构自我世界。解释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研究一般涉及＂基本原理＂、＂主导技术＂和＂应用工程＂等理论问题。这是一个牵动语文教育生命的课题,直接关系到语文教育的功效和成败。     

略论蔡元培先生民族学思想的来源及其形成

蔡元培作为开创中国民族学学科的一代宗师,其成就要归功于先生"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及由此而成就的博古通今、融通中西的知识修养.从学术渊源上看,先生的民族学思想的形成乃是其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官释明权及其完善

法官的释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法中没有释明权的概念,但其“管理型司法”与其类似。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我国的释明权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中。本文论证了释明权制度的基础是约束性辩论主义的诉讼模式,并针对我国现有制度的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