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逆转、政策风险与反哺型治理——基于Y乡精准扶贫实践的田野调查

在国家对于农村资源输入力度不断加强、城乡关系逆转的背景之下,作为反哺型治理的精准扶贫政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绩,但是调研发现,在基层实践的过程之中同时也出现了政策匹配问题、精英俘获、资本谋利和资源分配难题等政策风险。而这背后隐藏的攻坚式治理与扶贫的政治化逻辑、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的资本化逻辑、乡土不规则与农民的理性化逻辑是造成以上政策风险的深层原因。针对反哺型政策所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做好政策衔接与扶贫治理的常规化转型、进行"双重规制"与注重政策的持续效果、协调不同主体矛盾以及强化"政府回应"等措施来规避政策风险和实现政策优化。     

算法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纾解

算法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算法技术,以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需求为目标,对社会治理中的议题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判断、精准制策的社会治理过程。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算法治理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精准识别治理议题、精准预判社会矛盾和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多元化需求。因此,算法治理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然而,由于算法技术本身的不成熟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误用,产生了诸多社会伦理问题,集中体现为4个方面：算法治理过程的不透明酿成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治理行为的不确定引发社会正义问题、算法治理方案的不精准诱发社会公平问题、算法治理准则的不恰当造成社会价值问题。在实践中,要从算法治理产生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着手,有针对性地对算法技术进行驯服,从观念、文化、制度等多个层面着手迎接算法时代的到来,助推算法治理朝着人类美好生活的目标迈进。     

新时代社会风险的转变与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也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改变。新时代社会风险的易发性和多元化、叠加性和虚拟化、耦合性和全球化等特征给现有的风险治理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现有风险治理模式面临自利化、粗放化、梗阻化的困境。基于党政领导、"互联网+枫桥经验"、大数据信息交流的风险治理思路,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党政主导、网格落实、云层包裹"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智慧型"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风险沟通：研究谱系与模型重构

人类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技术视角下，风险沟通通常被视为风险专家经由媒介向公众提供风险信息的活动，其本质是信息流动。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风险沟通则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开放、公开的交流，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质量，增进相互信任。它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风险新模式，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重思邻避困境的风险沟通与治理问题:基于核电的讨论

如何赢得民意和社会许可已经是目前国内核电风险设施选址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要破解该难题,我们既需要在微观层面针对潜在风险承担者的利益补偿,针对风险感知差异之重点群体开展理性沟通和共识协商,同时也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化措施来缓解社会不信任,将我国在环评和社会稳评等风险沟通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落实为具体实践,并突破结构性障碍,在风险协商治理方面创新政治过程和制度,以制度的确定性来适应,甚至控制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     

精准扶贫与动员型治理:基层政权的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后果——以滇南M县“扶贫攻坚”工作为个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贫困治理行动。目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贫困人口的压力之下,全国各地扶贫攻坚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通过考察西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发现基层政权在进行贫困治理的过程之中采用了将贫困标准问题化、把扶贫上升成为"中心工作"以及目标责任制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等治理策略。这种动员型贫困治理策略,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源和项目投入到扶贫领域,改善了贫困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扶贫致贫"、"精英捕获"、"碎片化治理"等一系列意外的后果。所以在今后的扶贫治理过程之中,地方政府要加快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     

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风险沟通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沟通对于应急管理的基础性功能日益显著。详细分析了应急管理中风险沟通的缺失,提出强化政府及时公开信息的责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配置体系,将风险沟通纳入政府日常工作中,健全政府应急管理问责制,厘清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角色,改进风险沟通的实效,促进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     

转基因食品的社会风险

转基因食品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转基因食品也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社会稳定。转基因食品的社会风险是一个客观存在,应当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以促进转基因食品的良性发展。     

转基因食品的社会风险

转基因食品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转基因食品也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社会稳定。转基因食品的社会风险是一个客观存在，应当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以促进转基因食品的良性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精准治理的隐忧与风险

人工智能驱动的精准治理给社会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风险。基于数据纹理和超级档案而展开的单粒度治理是这种风险的重要起源,因为单粒度精准治理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制度环境,个体在便利、舒适和安逸的环境中受个体逃避、懒惰和自私的本性影响而陷入单向度世界。单向度世界实际上开启了人类认知的半封闭机制,在半封闭机制的选择和过滤下不符合个体喜好的事物被排斥掉,而肯定自我的事物则被接纳,进而造成个体批判能力的弱化和丧失。更重要的是,这种风险在外部输入受到约束和内部认知变得固化的双重作用下,使人工智能驱动的精准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造成个体陷入一种不断追求精致化却又难以突破和超越自我的平庸状态。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趋势与中国产业化风险管理

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不断扩大转基因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的方式来解决粮食危机。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进口转基因作物,依照种植面积大小,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转基因作物位居全球种植前列。中国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玉米、油菜等5种作物,且均作为加工使用,不用做粮食。发展中国家种植面积现已超过发达国家,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呈现增加趋势,而且转基因作物更加多样化是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趋势。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主要存在技术、转让和市场等7种风险,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风险管理各有特色。构建规范的转基因领域法律体系,促进部门沟通协作,建立全过程追溯管理体系,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和鼓励公众参与风险管理,是中国应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风险的可行之策。     

环境治理的风险社会学分析

从风险社会学角度分析,环境治理出现难题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与科技专家之间的环境风险认知差异。差异的产生原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矫正环境风险认知差异需要科学客观的环境风险测量,但环境风险测量不等于公众对环境风险的可接受性。要真正实现环境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待于加强多主体间的环境风险沟通。在环境风险沟通中尤其应当提升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效用,形成广泛而有益的环境风险共识,以促进政府与公众、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公司治理风险相关研究述评

公司治理机制运行不畅将会导致治理风险,近年来国内外上市公司爆发的一系列丑闻很大程度上由治理风险所致.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视角,对国内外有关内部治理风险研究进行评述,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方向.     

数字身份的泛在形态及其伦理风险治理研究

数字身份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身份形态,与网络空间相伴而生。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泛在特征使数字身份呈现出云形态、微形态、超文本形态、可视化形态和碎片化形态,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伦理风险。数字身份的不合理应用总体指向了认同、隐私、自由和正义等4个伦理议题:数字身份弱化了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造成了“整合型隐私”保护困境及“隐私悖论”,遮蔽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社会遗忘能力,隐含了“数据偏差”和“算法逻辑”不正义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传统身份逐步向数字身份转型,加强数字身份伦理风险治理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在新发展阶段,应充分利用技术、法律、伦理的协作互动,实现数字身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提升数字社会认同感,维护数字身份隐私权,克服数字身份的异化,消解算法逻辑的歧视性影响,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技术治理层面来看,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克服技术自身存在的负效应;从法律治理层面来看,应坚持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立法原则,为数字身份应用提供法律保障;从伦理治理层面来看,各个主体要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成为数字身份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风险类别、责任分配与治理机制

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应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关键在于在风险治理主体之间寻求合理的风险责任分配。为此,我们要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个体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个体赔偿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