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西部城市新贫困

西部城市新贫困问题的症结之一即在于,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各省区在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更加不符合其比较优势,赶超特征尤为突出。这导致在社会和经济转轨时期,西部地区大量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转为显性,从而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以及在职和退休职工低收入。因此,解决西部城市新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目标,根据西部地区资源和劳动力较为充裕的比较优势优化增量投资,对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传承与创新：民族地区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路径

文章以甘肃藏区传统基层组织"盖布甘苏木"为例,考察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传统协商民主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分析了其在新形势下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积极性和局限性,指出在民族地区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要从发展现代民主的视角出发,以法理依据为根本,以合作、互利、共赢为社会治理目标,合理汲取民族传统协商民主的积极要素,在传承中积极创新,建设符合民族地区时代发展需要的基层协商民主。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高校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探析

新时代,"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业已成为战略共识,需坚决破除制约高校治理创新的外部和内部瓶颈,深度聚焦拓宽和优化高校治理创新路径。政府、高校和社会各方应加快推进以优化治理体系为目标的高校组织方式创新,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互动结合;全系统动员与子系统创新应对彼此补充,实现高校组织决策与执行之间相互融通;稳步推进以提质增效为基点的高校内部服务创新,实现从"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从"服务覆盖"转为"服务体验",从"被动提供"转为"主动提供";持续推进以赋能增能为取向的高校支撑手段创新,实现技术升级与价值赋能相融合,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相兼顾,资源共享与协同共治相促进,充分激发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生机活力,全面提升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西部民族地区县域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以基层疫情防控为例

任何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都是常态社会治理之外的权力运用和权利限制。只有实现危机管理法治化,才能为其提供持续的正当性支撑和充分的运行动力。县是当代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接点,研究县域治理层面公共危机管理,既符合理论逻辑,也有现实支撑。西部民族地区县域治理正经历法治化转型,必然要求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县域疫情防控要遵循法治原则,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建设,优化基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实践。这对提升基层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稳固边疆、夯实国家安全基层基础有不可替代战略价值。     

社会工作：促进乡镇社会管理走向善治的一条路径

乡镇一级是政府和基层民众的联系纽带,在我国治理体系建设中有特殊地位。原有的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何在其原有基础上破旧立新而趋于善治,是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务实选择与关键课题。善治为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方向与指引,社会工作契合了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可发挥理念优化、方法改进、风险化解与人才支持的独特功能。社会工作推进乡镇社会管理走向善治的实现路径包括：提升乡镇社会管理制度对基层民众需求的回应能力,促进乡镇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与结构优化,推进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基层社会矛盾的深层化解,促进乡镇社会管理旧框架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与革新。     

产业发展与环境结构扭曲的新结构环境经济学解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转型立足于产业发展现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解释和处理产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体系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底层逻辑,基于新结构环境经济学视角,围绕产业发展方式偏离比较优势原则所造成的环境结构扭曲现象,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绿色技术选择指数概念以识别环境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偏离程度,剖析产业污染与自生能力的内生和传导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设,采用2007—2021年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偏离将导致产业自生能力缺失和污染加剧,引发环境结构扭曲;环境要素相较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偏离造成的扭曲程度更严重;新结构环境经济学将环境纳入生产要素投入,重新定义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更加适配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需求;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扭曲,在环境规制和产业存续的压力下进退两难。为了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路径的构建需从环境要素禀赋出发,政企携手通过政策手段和市场机制内生最优结构,形成良性循环。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基层社会治理,看似简单的六个字,一方面关系着国家的安稳和谐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关系基层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因此,创新基层治理,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才能有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擘画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图景。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生动实践,为创新基层治理注入了柔性活力。     

创新驱动发展新机制探索——以晋江市为例

创新驱动发展是新时期事关国家和区域发展全局的大战略。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有效体制机制,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晋江的生动实践为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新机制提供了有益探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从导向、协同、治理等方面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新机制。     

地方治理创新与塑造服务型政府

地方治理是现代社会多层次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途径等方面的创新。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和政府模式,其价值诉求、行为模式、治理途径等内涵均符合地方治理创新提出的时代要求。因此,为了不断促进地方治理创新,地方政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论领域分离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阅读张康之等所著《公共生活的发生》后,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领域分离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背景,它是社会管理改变传统路径,进行创新的出发点。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非领地化进程出现的领域分离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及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离。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因无法及时解决而以群体性事件、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现有管理体制无法包容的新因素,社会发展中的非规则化现象日益增多。因此,正确应对领域分离后表达领域兴起的客观现实,正视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打破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寻求社会治理结构伦理化的合作治理是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创新。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趋势和路径探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行为的自利性以及创新缺乏长远性、系统性等对公共性侵蚀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由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转变政府治理创新理念和政府职能外,还必须加强政府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重塑政府内部治理机制,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工作的开展。     

社会学视野中的社区建设与制度创新——“深圳经验”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感悟

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社区建设是全球化进程中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世界性趋势。"深圳经验"的关键意义在于,通过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实践,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新型的现代社区,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深圳社区的独特风格。深圳社区建设作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景观,在自己的特色中浓缩了一幅社区崛起的时代图景。"深圳经验"回应了在当代中国"现代社区何以可能",并通过"社会建设的社区化"过程,充分展示了社区善治对于增进社会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奠基性意义。     

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地方创生视野下的地域特色博物馆治理创新研究

地方创生的核心是构建人、地、产的相互关系,通过整合公共资源实现地域振兴。新时代地域特色博物馆的治理创新要从地方创生的关键要素,即人、地、产三个层面厘清地方发展的现况,结合时代背景,从地方赋权、文化再造、产业振兴分析博物馆的治理转向,根据地方性、文化性、产业特征等发展趋势综合考量创新模式,重塑地域特色博物馆治理体系、丰富地域特色博物馆知识生产、联动地域特色博物馆业态升级,从而推动当地文化传播与特色经济发展。     

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之维

社会管理的创新,应围绕其基本任务展开。新时期社会转型的全面加速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语境。倡导政社合作,实现多元共治,协调利益关系,应对社会风险,重建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社会管理在体制、机制和目标方面的创新之维。     

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创新网络再造与能力提升

产业创新日益成为各国各地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京津冀的崛起将以新产业的出现和产业创新为先导.这既符合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京津冀产业创新应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产业和技术方面做出重大新选择,率先实行产业创新的综合试验,推行技术扩散创新战略和实施产业创新分工、一体化协作战略.在此基础上,构建该区域产业网络系统,提升整体产业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     

社会治理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变革路径

在社会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多、日益复杂化,越来越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有序发展要以创新社会治理为契机,在深刻把握其内涵精神基础上,从转变稳定理念、增强制度内聚力以及建立新型社会稳定格局与运行机制等方面超越传统的社会维稳体制格局,不断推进社会向动态稳定与和谐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