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指地方政府贯彻执行政策、实现政策目标时所具备或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和力量,它是地方政府内在品质与外在张力相结合的一种合力.优化执行主体、扩大公民参与、强化利益整合、完善执行机制、改善执行环境,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路径.     

基于公共治理范式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政策执行力弱化的成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中的自利性、机制缺损、人员素质欠佳、监督乏力等。基于善治范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创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机制应注重优化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动力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以及完善利益均衡机制等。     

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履行机制困境与突破

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跨区域系统性问题,地理要素的流动性加剧了跨域环境治理的难度,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区划已无法有效应对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如何通过合作治理解决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地方政府的新课题,针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跨域环境污染频发的问题,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解决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的政策工具应运而生.然而实践中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在履行中依然存在履行的协议条款不规范、履行主体诚信不足、履行的纠纷解决机制缺失以及履行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问题.规范省际合作行政协议条款、构建履行主体诚信自觉制度、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履行监督约束机制是完善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履行机制的路径.     

政府执行力：阻滞因素与政策选择

我国政府执行力低下主要表现在政令不畅、执行扭曲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等方面,这既有政策本身和政策执行机制的原因,也有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应着眼于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建立和完善政策执行机制、政府绩效管理体制和行政问责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政府执行力文化建设。     

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博弈分析——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例

公共政策执行难是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地方政府逐利行为所导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是形成政策执行难问题的主要根源.本文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例,尝试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对政策执行阻滞的发生机理作一分析,并就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提出制度创新建议.     

近年我国政府执行力研究综述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组织执行政策的能力和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提升政府执行力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政府竞争力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然而当前我国政府执行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执政人员执行意识淡薄、政策执行制度不健全和执行组织结构不合理。因此需要优化政府执行机制,发展行政文化,提高公务员素质,并完善政策执行的相关配套制度。     

民族地区政府执行力问题及对策探析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效果备受关注。民族地区政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众多问题,如政府执行过程中的手段与方法不当、执法的失效现象严重、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追究机制不到位等。要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理论出发来具体探讨,为发现、分析和把握民族地区政府政策执行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种理论视角,为改善民族地区政府政策的执行提供一种科学的行政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引导,为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执行力提供重要启示。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对策探讨

服务型政府理念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内驱力,而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当前我国政府执行力存在着执行政策趋利化、执行制度形式化、执行主体谄媚化的问题。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需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构建科学行政体制、充分发挥制度的“热炉效应”,提高执行主体的执行素质以及完善与强化政府执行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     

人力资源视角下的政府执行力提升路径

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因此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是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而行政人员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他的能力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提升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本文主要回答政府执行力的含义及价值分析,政府执行力的影响因素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信息结构视角解析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以“十一五”污染物总量减排为例

“十一五”期间,我国以污染物总量减排为核心的地方环境监管工作绩效显著.以国家环保部为代表的中央政府通过统计、监测、考核等一系列规则的设计改变了环境监管过程中的信息结构,从而改变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目标实现的第一责任人加入信息观察体系,信息观察对象的聚焦与考核内容的设计倒逼地方环境监管行为的落实,政府间、政府与环保部门间、环保部门内部以减排目标为信号,构成了以考核与审核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状信息流动机制.以国家环保部及其区域督查中心为信息获取窗口的中央政府掌握了信息的最终核定权,同时将信息举证责任下放到地方政府.基于此,“中央政府没能力监督,地方政府没动力行动”的环境监管僵局得以打破.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碳封存技术应用融资法律制度研究

碳封存技术融资属于具有一定政府干预色彩的环保融资。因其具有融资链条长、需求量大、融资期限长、融资风险较高、需政策引导等特点,单靠企业自身很难实现。TOT和ABS是碳封存技术融资的两种重要途径。在我国,碳封存技术融资存在直接融资薄弱、融资方式单一、缺乏必要融资法律环境等不足。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改革政府融资项目监督机制、明晰投融资主体及其环境事权等措施可以加强我国碳封存技术融资法制建设,推进碳封存技术应用的发展。     

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     

共享电单车的政府监管研究

共享电单车是传统电动自行车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创新事物,但却在各地推广时处处受阻。在宏观调控层面,当前政府实行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单车的产业政策,这一政策的形成受到公共安全、环境污染、国家标准、监管理念四重因素的影响。然而,基于保障公民出行权、履行生存照顾责任、发展分享经济,以及包容审慎监管的要求,政府应当实施鼓励发展的产业政策。在微观规制层面,政府监管共享电单车的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均面临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不鼓励规范与《立法法》相悖、执法措施违背了公法原理、放任不管涉嫌行政不作为。毫无疑问,共享电单车的运营需要有效的政府监管,为促进共享电单车的健康发展,应从监管依据、监管主体、监管原则、监管措施等四个方面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