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及其价值实现路径——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的探索

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结合重庆A区“积分互助”养老案例发现,结构功能失衡与个体消极行动共同型构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具体表现在：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安排滋生机会主义,放大层级分割负面效应;运作框架及其规则供给无法发挥社会交换和有效行动构成功能,抑制福利生产与福利价值输出;结构转型引发社区空间结构性变化并弱化了行动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动力,而行为动机和身份认同的缺失以及参与者行动的例行化进一步抑制个体主观能动性与集体价值创造,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沦为形式化与工具化。因此,应从厘清多元主体权责关系,健全制度化实施机制,设计可持续生产工具,培育行动者内生动力等方面入手,来优化“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工作,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与价值实现。     

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建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融合

多维贫困研究的三种基本分析框架未能实现贫困研究结构主义范式与个体主义范式的有效融合,对结构性致贫因素与个体性致贫因素内在相互建构机理解析不充分。以生计资本转换(交换行动)为切入点,依据行动与结构的"嵌入性"关联来分析区域交换系统对转换的影响,并阐释生计风险、国家制度如何影响转换,能够融合三种分析框架的核心观点。建立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通过生计资本转换获得生计资本福利是生计可持续的内在动力;交换行动嵌入于区域交换系统受到交换属性制约;生计资本转换能力是生计风险应对能力的内核;生计资本转换的路径依赖维系了社会分层并导致社会排斥,国家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对于维持社会排斥或促进社会融合具有关键意义。     

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梁平县为例

利用在重庆市梁平县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农户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的意愿不高,参与程度偏低;而农户家庭需抚养的小孩数、拥有的宅基地数量、农户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了解程度、是否支持农村宅基地退出改革、农户对参与退地收益的认知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推动农户宅基地退出的3点建议:加大宣传力度,确保农户对政策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自主决策、积极参与;加大对农村宅基地退出配套设施的财政投入,制定合理和公平的补偿标准;充分考虑不同农户年龄和家庭的特征,由目前单一化的退地补偿方式向多元化转变,以满足不同农户的退地需求。     

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下的“三权分置”实现路径

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对宅基地改革至关重要,是有效实现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充分体现。通过文献分析和归纳论证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吉林省九台区、山西省泽州县、贵州省湄潭县有关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实践做法,总结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试点经验,试点地区做法实现了“三权分置”改革的意义,为新一批试点地区、非试点地区提供借鉴。试点地区经验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落实宅基地所有权中,规范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程序、合理分配和使用腾退宅基地收益、加强对宅基地退出工作的监管;第二,保障宅基地资格权中,建立保留资格权退出宅基地的机制,合理确定退出宅基地资格权补偿方式;第三,放活宅基地使用权中,促进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通宅基地,构建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     

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旬阳农民调查为例

宅基地退出应尊重农户意愿.以陕西省旬阳县13个村200户农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及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退出闲置宅基地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对陕西省将推出的宅基地退出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对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影响较明显,在给予农民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八成以上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基于该结论提出建立退出激励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建立宅基地约束及有偿使用等措施退出宅基地.     

“保权退出”:宅基地退出的一种新模式研究

伴随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宅基地不可避免的大量闲置、低效利用,“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峻。为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我国积极推进宅基地改革,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就在宅基地改革中探索出“保权退出”的新模式。首先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分析保障宅基地资格权的困境,再结合对凤阳县Y镇FY村和G镇GH社区的实地调研,对两个不同地域村庄探索的闲置宅基地退出新模式进行总结和剖析,分析保权退出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得失,从而得出优化农村宅基地“保权退出”模式的路径思路,为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有效退出工作提供政策建议：（1）完善宅基地资格权保障制度,建立资格权确权颁证制度,探索多元路径保障农户资格权内涵的居住权;（2）要提高农户对宅基地相关政策的认知水平,推动闲置宅基地的有效退出;（3）构建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民各利益主体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找到各方都满意的宅基地退出利益分配方案。     

农村宅基地退出概念厘定及内涵阐释——基于“三权分置”框架

综合运用经验总结与理论分析法,首先对农村宅基地退出发展历程进行三阶段划分;然后在简释宅基地“三权分置”内涵的基础上,对“三权分置”框架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进行分类定义,并从退出主体、客体及方式等三方面对宅基地退出特征进行了分析;接着针对永久性和功能性两种农村宅基地退出类型涉及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及资格权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概念从“三权分置”角度进行总结厘定。     

农户分化下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差异性研究——基于江苏省886个样本数据

利用江苏省886个农户调研样本数据,基于农户分化下研究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差异性,首先通过交叉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差异性,并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主要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有农民宅基地产权归属认知、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户家庭所在区位性质、农地流转情况、农户家庭类型、家庭规模及受访者年龄7个因素,基于此提出宅基地退出工作应倾向于中远郊地区、对退出农户实行各项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措施解除农民后顾之忧、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实现多样化安置补偿方式选择等政策建议。     

浏阳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

为解决当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粗放利用、流转不变、资源浪费等问题,浏阳市在中央的授权下对本市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进行了改革。经过三年的改革,浏阳市在宅基地集约利用、自由流转、有偿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显现出村委会难以切实发挥主体作用、宅基地退出制度存在障碍、改革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未来的工作中,需加强村集体组织建设,探索多重模式的宅基地退出制度,并借助民间资本解决资金危机,以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     

宁波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研究

宁波市是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开放城市。本文根据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对宁波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4—2005年间,宁波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非常明显,并不断提高,而生态环境效益在波动中先降后升。宁波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演化可分为两个阶段:1984—1987年,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快速增长,从低级共生到协调发展,并向更为协调发展;1988—2005年,土地利用效益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增长速度过快,而生态环境效益增长速度减缓,其协调程度有所降低。     

三维语法框架下的英语语法教学--以一般过去时态为例

Larsen-Freeman的三维语法框架包含形式、意义及运用三个维度。以一般过去时态为例,语法教学应先对语法结构的三个维度进行清晰的内容分析,从而明确由动词变形、母语时态缺失以及意义冗杂所造成的学习难点,进而有针对性地采用加工教学法和纠错性反馈的教学方法。     

威海市数字海洋框架建设研究

数字海洋建设是海洋经济开发和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重要工程,是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有力手段。威海市数字海洋工程从三个方面进行建设：海洋信息采集系统是数据获取的基础,海洋信息数据中心是数字海洋建设的关键,数字海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是实现海洋管理和应用服务功能的具体体现。     

沿海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的农户意愿实证分析——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提高农村土地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推进土地流转,不能忽略农户的意愿。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土地政策的认知情况和对流转机制的看法等,都对土地流转有重要影响,传统文化中厚土意识,也影响了农地流转。加强土地流转的管理引导,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应对这些因素进行通盘考虑。     

竞争中求生存——以宁波港口贸易(1875-1896)为中心的考察

1875-1896年间,宁波港口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时期,宁波港进口贸易总额出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洋货进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进口货物中主要为制成品以及生产生活资料。与此同时,宁波港的出口贸易中直接对外出口能力下降,转为国内商品转运港,并积极发展本地手工业。促使宁波港口贸易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以周边港口如上海港的兴起及航运业的激烈竞争为主,上海港的崛起使得宁波港的自主贸易能力大打折扣,日渐成为一个商品转运港。同时,宁波港在与其他港口如温州港的相互竞争中也存在较大程度的合作,贸易合作使得宁波港在国内贸易中能够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地方政府——基于宁波市江北区的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在构建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体系中必须发挥关键性作用.中央政府应承担其中的财政投入、目标规划、政策制定和政府间协调职能,而地方政府可以承担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生产者、提供者、制度建构者和监管者等多重角色.宁波市江北区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可以是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生产者,其目标是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卫生系统;地方政府可以是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安排者,其责任是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中,政府既可能是生产者,也可能是安排者,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以生产者、提供者和监管者的多重角色促进基本医疗服务提供的可及性和均等性.     

基于最优防范框架的问责研究

通过对管制员的问责以追求最低甚至零事故概率,虽是人本政府理念的体现,但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这一追求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在最优防范理论框架下,政府管制的最优水平,是在边际防范成本等于边际预期事故成本点上.所以,虽然问责制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在社会性管制领域却并非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研究——以南宁市为例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美化城市景观和保持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城市绿地规划和城市绿地建设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阐述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理论发展及其景观生态学特征,研究基于景观生态学“斑块一廊道一基质”理论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方法,就其规划原则、内容、步骤等做探讨。并结合南宁市“绿城”建设实例,对其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对当前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