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吉登斯的阶级结构化理论

作为新韦伯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重要一支，吉登斯的阶级结构化理论以市场能力与准技术关系为轴心进行社会分层，将阶级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在阶级活动和阶级结构的互动中考察各个阶层的流动。阶级关系结构化包括阶级意识、阶级冲突、阶级剥削三个要素。依据“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原则，可以解析其理论认识上的得失，阐明其理论在中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从“权力再制”到“文化再制”：教育实践中的符码逻辑——伯恩斯坦符码理论框架下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本着“符码是文化再制的内在机制”而非“外在权力关系的转播站”的观点，伯恩斯坦建构了一个新的分析工具——“符码”来探讨西方教育不平等的深层逻辑。他认为西方学校教育并不能有效推动社会阶层流动及改善个人地位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学校教育是社会阶级再制的工具，优势阶级通过“符码权力”进行控制，造成劳工阶级孩子在学校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事实。为了实现教育符码相对“自主性”，教育系统应在符码控制领域提供及再制批判的资源，当教育再脉络化领域具有某种程度自主性时，其产生的论述能够阻碍官方符码教育论述的支配程度，市民社会的兴起在实现“自主性”方面也值得期待。     

阶级的含义和争议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含义要把握三个关键点:少数人对以生产资料为核心的财产的垄断、剥削、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建立之后,发生过三次大争论,在争论中出现了六个典型的阶级定义: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定义、以不平等系统的单位为基础的阶级定义、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阶级定义、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阶级定义、阶级关系中阶级位置的含义、以权力垄断为根据的阶级定义。这些定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否认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阶级定义,一类是在承认剩余价值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含义和阶级理论的修正和发展。讨论和研究阶级含义应贯彻三个原则:一是所下的阶级定义能够描述不同历史类型的社会形态中社会阶级的共同特征;二是能够把阶级与等级、阶层、身份、职业、官位等区别开来;三是揭示出阶级最本质的社会属性。     

阶级话语与日常生活：集体化时代干群身份及其关系的历史建构——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例

阶级话语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反映,能够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集体化时代的阶级话语建构着党和国家的权威及社会规范,也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上塑造着干部与群众的角色、地位及干群关系。本文从话语分析和话语实践的视角,探讨阶级话语对干群身份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历史建构。在党的阶级话语中,乡村干部应该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公仆;群众应该服从干部的领导,安心劳动,同时积极维护集体利益,约束自身违背党的意识形态的言行;干群之间应该鱼水相依,团结合作,平等和谐。但是,阶级话语的这种建构不能与干群的道德观念、生存理性及乡村的人情网络完全相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村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消解。     

重新打开“阶级”的视野——长篇小说《艳阳天》再解读

长篇小说《艳阳天》系浩然以自己在顺义、昌乐等地农村经历为原型撰写而成,是当时主流文学史家眼中“阶级论”痕迹最为严重的作品之一,而“阶级论”确实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艳阳天》的认识主要局限于“阶级论”且聚焦于其负面制约效果之上,难免有过于相信詹姆逊所言意识形态“遏制策略”的嫌疑。实则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内涵比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要更加深刻、复杂,更能深入“现实的个人”及其所置身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艳阳天》也在阶级话语的面影之下隐藏着更为广阔、芜杂的世界。只有重新打开“阶级”的视野,我们才能充分面对《艳阳天》所揭示的生气饱满的“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众生相,以及马克思主义难以解释的以关系和权力为核心的乡村中国复杂政治经济生态和生存逻辑。然而,《艳阳天》并不止于自然主义地呈现权力与关系,其目的仍在创构新的以平等为前提、兼通“小”“大”的文化共同体,这使之成为所谓“机械社会主义”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文艺实践中的成功案例,值得今日学界重新辨识、发现。     

资本主义:一种哲学的探询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在政治上是批判性的、在哲学上是“复杂”的,这是因为,他所关注的是把日常经验范畴与经济学中的“技术性”范畴联系起来的那种意义;而且他还从哲学的层面关注“经济学范畴”在经验话语中的象征维度,以及它们与各种层次上的权力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而是更多地使用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概念,他在其著作中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导致了不少的混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作为推动阶级斗争并进而促成社会生产及交换关系的革命的“主发条”而存在的,虽然这一概念具有一些缺陷,但其在方法论上和某些内容上依然是阶级社会分析理论的典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卓越创新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理论工作者进行了漫长的艰苦探索;立足基点是马克思关于两大基本阶级与“过渡性”阶级的分析;并把韦伯关于经济、声誉、权力的三元标准阶层分析作为重要参考坐标;尝试增加“政治”作为四元阶层分析沟通互补的可能;以“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实现了中国阶级阶层分析的卓越理论创新。     

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阶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解社会形态与历史变迁的钥匙。诚如列宁所指出的:"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只有借助阶级理论以及掌握运用该理论来思考、认识、分析、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法,才能透过历史与现实中种种看来迷离混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问题的同源类质性。     

符码实践中的权力逻辑:教育不平等的新视角

符码理论是伯恩斯坦的重要思想,为解释西方学生学业成败和教育不平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核心问题是:学校如何成为阶级再制的场域,符码、阶级和权力三者存在何种关系?以往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是达成阶级平等流动的重要途径。然而,伯恩斯坦却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符码背后蕴藏权力分配与社会控制原则,导致了教育不平等。学生来自不同阶层,言说符码有差异,造成学习起点明显差别。出身不利家庭的学生并未因学校教育而改善其学业成就不利现象,反而随着时间的增加,与中、上阶层学生之间的差距扩大。因为国家的课程都是精致型编码,饱含中产阶级语言特点,因此,中产阶级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容易成功,而劳工阶级学生容易失败,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也许是改变这一弊病的有效途径。     

浅议西方古代分权理论

西方分权理论的渊源是古代混合政体理论，在古代混合政体理论中，为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某个阶级手上以及为了调和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制度设计要求权力由各阶级分享，因此古代混合政体理论的实质是“阶级分权”。这种权力共享的分权模式，容易导致权力之间的交叉与重叠，某种意义上讲，它与分权标准是对立的。     

人道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中的变迁

作为一种现代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人道主义被新文学家广为接受,它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中的主要话题之一,其内涵在理论家们的反复言说中经历了曲折变迁。这种变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个人与社会并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二是社会阶级意识的觉醒及其与人性、个性意识的对立;三是阶级话语对人道主义话语的遮蔽;四是重回人文主义内涵。     

浅论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话语

社会性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一个概念,是体现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比较关注权力关系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自然也关注有关社会性别话语的研究,其理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为社会性别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本文将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对有关社会性别话语的研究进行简要述评。     

边缘的建构与维护——从话语权力的运作看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二元结构下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很多学者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来分析农民工问题,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农民工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排斥。本文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借用福柯"话语"的概念,以及关于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尝试分析在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中,话语权力的运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农民工的"他者"和边缘地位是如何被主流话语建构和维护的。     

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改变“需求约束”的增长格局,消费结构升级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源泉。而消费结构升级要依靠中产阶层的扩大与影响来推动。中产阶层作为社会中最积极、最主要的购买力量,其消费特征以及生活方式将对整个经济、生活,尤其是消费趋势与消费文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企业要积极开展社会阶层方面的调查研究,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契机,使服务的内涵与特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大限度地创造顾客满意,实现更高的综合效益。     

“逆向标签化”背后的社会心态

标签理论认为,弱势群体的缺陷往往不是他们所固有的,而是垄断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所定义的结果,即一种"标签化"过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社会舆论对"富二代"、"官二代"的批评呈现出一种相反的逻辑,即普通民众甚至弱势群体对强势者贴标签,或可称为"逆向标签化",其策略主要包括"特殊个案普遍化"和"具体事实想像化"两个方面。社会结构失衡和不平等是"逆向标签化"的社会根源,而互联网则为这种话语建构提供了信息传播渠道。"逆向标签化"表明,社会心态越来越以"怨恨式批评"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释放了一种"想像的征服"心理。重塑社会心态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题中之意,而这需要以一系列利益均衡机制的建设为前提。     

"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关系的再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又一重要治国方略.怎样认识这一重要治国方略?其一,可以从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局限性;道德建设的特殊性、重要性;时代呼唤"以法"、"以德"治国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其二,可以从"以法"、"以德"在治国上相辅相承,一是共同调节主要社会关系,具有一致性;二是分别调节一定社会关系,具有互补性等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文化研究"的兴盛与意识形态的"退却"

"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而备受青睐的"意识形态"研究好像退出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本文试图在阐明"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辨析二者差异、互补关系的基础上揭橥"意识形态"在现时语境下的"改头换面"。     

《诗经·周南·卷耳》中"我"的指称与主题新解

本文把<卷耳>放在<周南>所有十一篇作品的总体特点上分析,从语言形式、诗篇结构、写作手法等角度说明诗中"我"指称为男子,在此基础上,对<卷耳>主题给予新的解读,得出和传统文学批评截然不同的审美经验.     

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的“接合”——“青春中国”语境下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意指实践

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文化转型是以“青春中国”为基本语境,围绕电视“文化综艺”的话语体系而展开的视觉符号使用与意义生产实践。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接合实践。为了规避“泛娱乐”全民狂欢式的市场文化危机,湖南卫视新综艺善于激活、征用一系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公益、乡村振兴符号与“新综艺”话语之间的勾连,构建“弱娱乐、强价值”的“话语性场域”,以及“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互动式的接合关系。这种意指实践不仅增强新综艺“新主流”文化话语的价值赋能,重塑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激起人们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和文化共鸣,凝聚社会力量的共同信仰,重塑“想象的共同体”,而且通过与主流价值观相勾连的视觉修辞策略来强化节目的正当性,赋予新综艺改版行为一种合法的意义阐释。     

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再思考

占统治(即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基础”范畴的内在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经济成分)与以往私有制社会、与“过渡时期”非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有质的不同;“一大二公”的解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理论的变革都说明,初级阶段非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范畴是合理的、必要的。逻辑和历史应该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