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安全感的实证研究一基于北京、郑州和昆明三城市的调查

运用北京、郑州和昆明三城市的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居民安全感的结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安全感主要包含4个因子,依次是饮食安全、人身安全、家庭安全和社会安全;（2）城市居民安全感总体水平较高,但饮食安全问题非常突出;（3）年龄、健康状况和社区环境是影响城市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和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安全治理

公共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管理热点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政府在公共安全能力建设、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性、市场化的安全防范组织不断壮大,公共安全领域呈现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良好态势.但是,当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并不十分规范,在安全责任意识、安全职能定位、安全治理保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现实问题和制度困境.理念层面,需要培养合作治理共识,加强公共安全文化建设;制度层面,需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设,建立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治理制度;操作层面,需要落实公共安全的全过程合作监管,实现城市公共安全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与规范化     

上海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和治理路径探析

城市公共安全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营造安全的城市公共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各项事业发展。基于上海城市公共安全领域的优势和不足,以及隐藏的主要隐患或风险,比照和借鉴国际主要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先进经验,可提出防范与治理上海公共安全风险的基本路径和策略。当前,上海市需要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精神,综合运用精细化治理、韧性城市治理和"以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元主体,多元社会主体协商共治"等治理工具和技术,切实防范和治理城市安全的隐患和风险,以及善后处理的救援抢险,确保"平安城市"建设落到实处。     

挫折经历如何影响公众安全感?——基于10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公众安全感是衡量城市公共安全状况和评价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基于“挫折-侵犯”理论和差异化的信任机制模型构建挫折经历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路径，采用“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众安全感呈现出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二维特征，公众遭遇挫折经历不仅会直接降低社会安全感，而且通过降低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在社会安全感的影响路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表现为政治信任的“对称性原则”和政策认同的“不对称性原则”。社会公平感成为挫折经历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的重要桥梁。因此，培育风险沟通机制，拓展政策信息获取渠道，增进公众的政策认知能力，构建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对保障公众的安全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现状及完善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对影响城市各项功能正常发挥、危害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各种破坏城市公共安全的威胁因素起到预警、制约以至根除的作用,其作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并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成为现代城市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就是要将其建立在危机管理概念之上,建立在综合的管理基础之上,建立在法治行政基础之上,建立在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之上。     

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应对策略

城市是现代人类文明与创新的核心载体,人口和财富集中,一旦发生灾害事件,不仅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严重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近年来,公共危机频繁发生,城市公共安全已成为困扰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针对当前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应对策略,以指导城市安全管理工作。     

城市公共安全关系你我他

21世纪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城市公共安全教育需要政府、社会、市民来共同关注和参与。为此,上海市长宁区终身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社区学院和北新泾街道编制了相关教材,实施了《城市公共安全》课程。该课程被评为2011年上海市社区教育特色课程一等奖。课程目标《城市公共安全》课程的教材体现了大安全教育观,共十四章,第一章阐述大安全教育的意义,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内地城市融入研究——基于武汉市的调查

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的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并非仅指维吾尔族农民工主观的"单相思"问题,而是他们与内地城市社会、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居民互相接纳和认同的过程。积极促进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融入,不仅事关社会安定,而且事关国家安全。目前内地城市针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服务管理工作仍较被动,他们在就业、居住、社保等方面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导致困境产生的原因,既有个体因素,也有群体因素以及国家层面的因素。解决这些问题,应从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出发,积极肯定其在城市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对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和引导,重点解决维吾尔族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城市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理论体系与现实路径

基于对已有的安全和危机管理理论的反思,结合现实社区治理的问题经验和发展诉求,指出城市开放社区的公共安全理论及实践工作需要不断推进和深入.社区安全问题治理研究除了借鉴传统封闭式社区一般性公共安全治理基础理论之外,还适用于紧急事态管理、脆弱性理论和全周期管理理论等发展性理论话语体系;作为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城市开放社区治理需要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现有制度结构框架内的"元创新"去有效应对.依据社区公共安全系统机制与复杂适应系统模型特征的契合性,提出应巩固开放社区安全协同管理机制服务性、强化开放社区安全过程调适机制动态性、提升开放社区安全评估反馈机制原则性的路径,以此构建过程性和整体化的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基础框架,进而提升城市治理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操控力.     

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公共安全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变局之中,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原因与政府职能的缺失、社会规范的失灵和公共安全教育不尽如人意有密切关系.如今,城市改革安全的问题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已着手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从而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     

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从公民社会的维度分析

转型社会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期间所处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的多元性特征使国家权威受到削弱,公民得以广泛参与政治。与此相对应的是脆弱的国家治理能力无力保证社会的公共安全,而尚不完善的公民社会在公共安全自治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力量。思考完善公民社会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自治角色,不仅可以拓展公共安全治理研究的视角,还可以有效预防国家对人的安全的侵害,维护公民社会自身安全,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我国公民社会在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也存在不足,必须加以改进。     

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制创新思路

近年来,我国城市跨层级、跨部门公共安全事故频繁爆发,传统应急体制中"数据壁垒、条块分割,信息不畅、应急迟缓,主体单一、缺乏合力"等弊端日益凸显。"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制创新注入了新的理念和能量。顺应大数据时代理念、方法、技术要求,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应着力加强统筹规划体制、辖区分级管理体制、行业协作管理体制、社会参与体制和城际合作体制创新。     

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中的自身安全与社会安全

分析了高校开展的公共安全教育多侧重于维护大学生自身安全的小安全观,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阐明了当前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从加强大学生社会安全责任的大安全观教育出发,借鉴西方国家公共安全教育中的先进经验,优化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多元教育主体职责,促使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和高效化等建议。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方式比较研究——基于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调查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权益受损的状况差异不大,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维权抗争焦点。城市居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在"失业保障""企业改制""城市拆迁"以及"房产纠纷"等方面,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则主要围绕"土地征用""宅基地分配""基层选举"以及"债务纠纷"等方面展开。城乡居民在维权抗争方式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外抗争和体制边缘抗争,城市居民则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内抗争。在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多的体制外和体制边缘抗争行为以及更少的体制内抗争行为。     

智慧安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新趋势

城市行政环境的变更及公共安全现状,对传统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智慧城市的提出与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操作空间,为有效控制公共安全事件注入新的理念和能量。本文从制度和技术双重维度对智慧城市进行研究,提出了智慧安全作为新型的城市安全管理模式,希冀改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的低效率和无组织状态,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梳理与建议 对《城I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的几点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1月1日起实行。这部法律的实施,充分保障了城市居民的民主权利,对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完善我国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现行居委会组织法中的一些条款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发展的实际,对居委会组织法进行修订势在必行。     

关于加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若干建议

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青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应当在广泛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明确政府不同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职责定位,建设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打破条块分割的传统公共安全运行管理机制,从更高层次整合现有的公共安全资源,建立起集中统一、层次分明、序列协调的新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承担起向全社会提供系统全面的公共安全服务的职能。     

劳资共决与联邦德国的现代社会安全管理体制

德国在工业化之后逐步建立了由企业代表会制、监事会劳资共决制、劳工经理制和超企业共决制共同构成的劳资共决制。作为战后劳资合作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工会经济民主化政策的核心,劳资共决制从劳动保护、公共安全和福利保障等三个方面影响了联邦德国社会安全管理体制改革,使社会安全管理体制呈现出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特点,强调社会的组织化、国家职能的明确化和权力的民主化。     

后单位时期社区民间组织发育外部环境探析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单位制开始逐渐解体。在变革过程中城市居民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中国开始步入了后单位时期。在后单位时期,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社区逐渐成为城市居民重要的生活场所,在这种变化的背景下,社区民间组织开始在社区发育。以一个社区的安全自治小组的产生、发展为例,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来探讨后单位时代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外部环境,可以看出在目前国家主导的社会关系格局中,由于国家控制方式的改变,市场体制存在的缺陷,社区居民公民意识萌芽的产生,后单位时代社区民间发育的外部环境已经初步具备。     

城市居民对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信任研究

食品质量安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备受公众关注的问题,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了消费者对整个食品行业的信任危机,食品安全既是生产出来的,也是监管出来的,食品行业的信任危机也就是对监管体系的信任危机。本文基于江苏省568位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城市居民对蔬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信任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城市居民对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信任度总体不高,而且情感信任程度低于认知信任程度;城市居民对蔬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信任度的高低主要是受被调查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饮食消费习惯和对蔬菜安全质量监管体系的认知特征等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