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若干问题研究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文化认识活动的重要方式;对“田野作业”与“田野调查”作了概念的区分;对学科调查与行政或企业调查作了方法论的区分;并对于观察研究中的客观性、异文化的困扰及调查中的文化互动等问题作了讨论。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实验成果--《民族文化与经济互动》出版

《民族文化与经济互动》一书由广西大学袁少芬教授担任主编,民族出版社2004年10出版。该书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资助的重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越边境民族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互动研究”（袁少芬主持）的结题报告基础上聚华成书。该课题由中越20多名学者历时3年多完成。书中第一手资料丰富,并配以170多张田野调查图片,较全面地介绍了该课题的研究宗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互动、共享与变迁——傈僳族上刀山下火海仪式变迁研究

基于傈僳族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而萌发的刀杆节,在近代族际互动中实现了从祭祀仪式到民族节日;在当下旅游场景下,因国家力量与旅游经济驱动,通过地方文化精英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互动,民族节日演变为文化展演项目,并从区域性多民族共享的文化事项转变为“傈僳族刀杆节”.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结合史志记载,探讨傈僳族上刀山下火海仪式的演变及其动因.     

土司遗产田野调查的多维度探索

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现存土司遗产进行田野调查,既有助于各类人才培养,促进原土司地区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土司遗产田野调查可以通过对土司遗产涉及的“人”“事”“产”“境”“文”“史”“值”等七个维度进行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不仅能深度认知与理解我国土司遗产的文化本质,而且能将土司遗产的保护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纳入“文化制衡”的“民族生境”中进行探讨。     

关于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模式的分析——以阿克塞、肃北、天祝三县为例

河西走廊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走廊。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地域内的互动与整合建构了以多元统一为主要特色的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目前,学术界对河西走廊文化的历史建构进程及宏观文化结构的分析构成了对河西区域文化双维平面的认知特点。本文以民族学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模式加以归纳与分析,试图以微观研究视角呈现河西走廊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期以河西走廊为研究切片,为民族走廊的研究提供一条立体化的研究思路。     

“民族”与“族群”之辨

河西走廊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走廊。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地域内的互动与整合建构了以多元统一为主要特色的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目前,学术界对河西走廊文化的历史建构进程及宏观文化结构的分析构成了对河西区域文化双维平面的认知特点。以民族学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模式加以归纳与分析,以微观研究视角呈现河西走廊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以期以河西走廊为研究切片,为民族走廊的研究提供一条立体化的研究思路。     

浅析蒙元与甘青藏族关系的建立及民族问的友好往来

河西走廊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走廊。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地域内的互动与整合建构了以多元统一为主要特色的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目前,学术界对河西走廊文化的历史建构进程及宏观文化结构的分析构成了对河西区域文化双维平面的认知特点。以民族学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模式加以归纳与分析,以微观研究视角呈现河西走廊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以期以河西走廊为研究切片,为民族走廊的研究提供一条立体化的研究思路。     

民间文学之课堂教学与民间文化之传承创新——以湖北民族学院为例

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课堂教学潜藏巨大潜能。挖掘这些潜能，旨在：第一，充分利用民间文学的“民间”特色，建立田野调查研究基地。将民间文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田野，大力宣传、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提高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发挥民间文学的实践效应。第二，改变民间文学课堂教学的单一结构，将静态的课堂教学与动态的田野调查有机结合。从课堂走向田野，将田野中收获的民间文化引入课堂教学，播撒鲜活的民间文化知识，培养传承人才，创新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机制。第三，加强民间文学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在实践中总结理论检验理论，再利用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以富有特色的理论促进并提升其学术地位。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本文作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与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是一脉相承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只不过是在生物演化的连续的链条上表现出来的最新的一个环节。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是因为生活在文化这一人文世界之中。在马氏看来，人文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他的文化整体论的基本论点。作者又阐述了马氏文化功能论的基本思想。作者指出，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文化的功能，就是用来满足生活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主要表现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因此这种功能思想是以生物性的需要为基础的。尽管补充“派生需要”和“整合需要”来淡化生物性的“基本需要”，但始终维持了文化必须对人的生活有用处的基本观点。要了解文化对生活的用处或功能，必须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这正是马氏极力提倡田野调查的基本出发点。作者在本文中高度评价了马林诺夫斯基基于田野调查来研究人文世界和言必有据的实证论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整篇文章中，作者结合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阐述了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深刻内涵和作者对其文化论的基本观点。     

民族学专业田野调查实习之调整与改进刍议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交融,民族学学科的田野调查点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为了适应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为民族学研究培养后继人才的民族学本科教育,在田野调查实习方面,应该对田野调查时间、田野调查点的选择、具体调查方法以及田野经验文本化等进行符合实际的调整与改进。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翻译领域语言层面研究与文化层面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翻译领域里,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各有自身的研究范围、方式和目的,分属一个研究对象的两个不同层面,两者可以共存。语言研究关注"怎么译",属于应用翻译学,其价值在于前瞻性和规定性,在于对实践的一定指导作用,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理想的机器翻译。文化研究关注"为什么译",其理论价值在于后顾性、描写性和解释性,在于对翻译现象全面深刻的认识,在于为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提供理论基础。文化研究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翻译研究不应该,也不会回到以语言转换为全部内容或"本体"的老路上去。     

“技术正本”对“技术物体”的概念延续与超越——解释学视域中技术使用对技术存在的影响

技术人造物及其存在方式和使用蕴涵着大量关于技术知识的哲学问题。"技术物体"是西蒙栋用以揭示技术本质的重要概念,其内涵不仅弱化技术使用对于技术物体进化乃至技术存在方式的作用,而且把技术从使用者的主体意向性、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关系中剥离出来,遮蔽了技术物体的伦理价值和意会知识的根本作用。"技术正本"概念超越了"技术物体"并修正了用技术物体概念研究技术知识及其进化路径的缺陷与不足:把技术的使用、使用主体的"前理解"、社会文化等因素置入对技术的理解之中并凸显技术的进化生成、共享消费和伦理价值等技术本体论承诺的三种基本存在方式。     

城市场域内的文化资本分析

一、文化资本概念第一位明确提出“文化资本”的学者是皮埃尔·布迪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出概念性的阐述,而是通过三种形式类别划分来说明他的“文化资本”理论。之后国外一些学者或是从资本定义引申出文化资本定义,或是从纯精神视角进行界定。这些文化资本的定义虽然对资本进     

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

通常存在于阅读活动中的"误读"现象,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中指的是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对他者文化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变异性理解。接受者的主观动机、文化交往的客观条件以及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是导致误读产生的主要原因。对误读的研究和关注是当代意识的产物,反映出对文化差异性的重视。误读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它往往是对被理解的文化主体的一种丰富和扩展,也是打破不同文化间无联系状态、导致认同和理解并产生新的文化内容的契机。     

“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探赜

“元宇宙”的横空出世不仅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和内容技术革新,随着其生态版图的扩张,文化帝国主义也开始尝试掌握并控制“元宇宙”拟态环境中的“信息真相”,从而进行文化侵略与渗透。基于“元宇宙”技术媒介创构的拟态环境,文化帝国主义依托其虚实交织的时空场域得以隐蔽地“野蛮生长”,本质上是超越技术又附着在技术之上的价值观、领导权、话语权等西方意识形态输出。这种文化“同质性”输出一方面不断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加剧了社会分化和人际隔阂,特别是青年社群作为“元宇宙”的主要受众,沉浸式体验与“无限制”自由正在宰制青年核心价值认同异化趋向。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辩证看待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风险二者间的关系,构筑文化安全的防护网。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语境：言谈与书写的前提和障碍

语境,是言谈与书写被限定的所有要素、环境,是意义生成的基本条件。内潜于文本中的言谈、书写语境,又成为人们与文本对话的最大障碍。语境包括三个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层面:对话情境(释义场景)、历史情境(政治背景)和文化语境(心理预期)。语境是书写者摆脱不了的精神包袱,又是言谈者总想借用的精神拐杖。从"有语境"→"超语境"→"无语境",寻找"意义",便成了人类最大的生存困境———意义在语言中发生,又在语言中消失。     

物质文化遗产:自我表征的载体与符号——以滇越铁路遗产物为例

现代遗产运动中出现大规模的遗产制造,根源在于忽视了文化遗产与遗产主体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整体,剥离了遗产主体对遗产物的自我归属与情感依附。以"物"(things)就是"物"(object)而非"人"的态度来处理文化遗产,从而出现遗产主体的受挫感。以文化遗产是遗产主体记忆的载体、自我存在与延续的方式为论述起点,分析作为文化遗产的"事物"如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转化为"自我"的构成,从而实现了作为客体的"物"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互化,使得"物"成为人们自我存在与延续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