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文针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讨中存在的歧误,指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著作并不限于《道德形而上学》,而且还有《永久和平论》等几个短篇著作;通常被视为“道德形而上学”著作的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并不属于作为未来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的道德形而上学本身,而是和《实践理性批判》一样属于批判哲学的范围;《道德形而上学》并不是回到了“通常的道德理性知识”,而是本身就是纯粹先验的形而上学原理;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关系只是一者是基础的奠基,另一者是在所奠定的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的形而上学大厦的关系,两者并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实践转化

一门探究“存在之为存在”和“实体”的学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把握为形而上学。康德在摧毁了一种知性的旧的形而上学之余,着力建构的是道德形而上学,其中理论理性上的原因概念与其说被抛弃毋宁说是被转化为实践意义上的根据或原因。在亚氏的形而上学中,“四因说”扮演了形而上学探究中的重要角色,那么在康德的实践的形而上学里面,如何理解康德将传统理论理性中的“四因说”转换并纳入到实践理性的根据或原因的讨论之中,则是把握康德伦理学内在结构的一个新角度。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康德伦理学的奠基——以《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为中心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著中,他试图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从而为道德命令的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在这一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推演中,包括三个主要的理论环节,即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由通俗的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由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为康德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从普通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

康德在理论理性中发动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这只解决他终生思考的两个问题中的“天上的苍穹”这一个问题;为了解决剩下的“心中的道德律”这一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实践哲学领域内进行一场不亚于知性领域内的革命.为了实现实践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成功,康德认为有必要先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定基础,把真正困难的部分单独加以解决,从而获得一个中心之点,也就是从普通的道德理性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建立道德的最高原则.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康德的“理知世界”解析

“理知世界”是康德根据理性的理念所形成的实践法规而设定的一个道德世界,它只能从“超验理念”的角度而不能从“先验理念”的角度来理解。“理知世界”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三部分论证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时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理知世界”使康德走出道德律和自由相互归因的恶循环;第二,“理知世界”论证了“定言命令”何以可能。     

理性启蒙与现代性道德的重建——后形而上学视域下道德的“第三条道路”

人类理性的启蒙过程被康德诠释为个体从受监护的不自由状态中走出，进而恢复自我决断与规定他者之能力的解放过程。康德这里的假设十分清楚，那就是理性乃是人先天具有但却被蒙昧与懒惰遮蔽的能力。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经过语言学洗礼的现代性社会已然步入后形而上学语境，在此时代背景下，理性诉诸整体性诉求的人之能力观念不可避免地分化为不同领域的合理性论证，理性的宏大叙事再也无力肩负起为“良善生活”进行奠基的使命，圣者与智者的道德生活也因而失却其典范意义。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并不代表经验道德的渐盛与理性道德的式微。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理性依然可以凭借其超越能力为道德提供一个普遍性答案。只是，理性在这里再也不是那种自我设定以及规定他者的超验能力，如此一来，道德也就在改铸之后的理性概念之下重新回归生活世界，从而在共识意义获得一个基于语言沟通的、主体间性的后形而上学道德结构。     

道德优先论：康德与牟宗三比较

康德为解决理性运用中的统一问题,依据逻辑确定实践理性具有优先地位;牟宗三则依据中国传统资源认为德行优先于知识。对两者进行比较发现,道德优先是康德和牟宗三各自建立道德形而上学的必要前提;因而道德优先论之花开出的结果必然是有待实践证实的道德理想主义。     

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基于范畴表与动机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了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它们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感性论。但康德没有直接说明这四种概念的排列原则,以及为何是这四种概念。借助范畴表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可以对理解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四种概念的逻辑关系呈现出范畴的秩序：道德情感、良知、人类之爱和敬重分别是从量、质、关系和模态的范畴来展示人在意识到道德法则之后的心灵活动。同时,《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感性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在内容与论述的逻辑顺序上都是一致的。后者的论述提示了康德为何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恰好提出这四种概念。不过,《道德形而上学》是从道德禀赋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实践理性批判》是从动机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然而,由于敬重体现了理性与意志本质的关系,因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诸动机”中实际上只强调了敬重这一种动机。这种理解也对敬重能否直接驱动道德行动的问题带来新的审视角度。     

伦理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兼论康德的道德世界观

康德不仅在认识论领域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领域也同样如此。康德在伦理学中革命的目的在于限制知识,为道德自由留下地盘,从而重建形而上学,使伦理学从他律转变为自律。这一革命一方面以自由即自律解决了伦理学的根本难题,真正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尊严,另一方面则使伦理学摆脱了对形而上学的附属地位,并且使之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位置。因此,以伦理学为核心的康德哲学乃是一种“道德世界观”。     

历史的道德旨趣——康德关于历史符号的理论

康德认为 ,没有一个关于历史的道德旨趣 ,道德行为者的自律是不稳固的。康德试图这样描述历史的道德旨趣 ,充分挖掘“包涵先天原则的普遍历史的观念” ,同时 ,他认为能产生一个关于道德世界的反思性观念的实践理性 ,需要创造一个历史的道德旨趣以便超越个人的目标。康德关于历史符号的理论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历史的进程并不能直接由经验决定 ,这种进步是按照具有绝对必然性的实践理性的原则进行的。被当成符号的人类经验具有肯定功能 ,它们避免了自然与理性的二分 ,因为它们的源头是想像 ,想像是一个枢纽 ,想像能够传达消息。理性在一个扩大的领域内不能获得善 ,相反 ,是它创造了善 ,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以历史的道德旨趣为基础的原因。     

道德法则究竟如何可能?——围绕《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文本解读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通过对自由的现实性与道德法则的可能性的演绎,说明道德法则乃是人们必须无条件遵循的基本实践原则.道德法则(实践性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善良意志,即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善良意志.联结定言命令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与谓词“其准则总是能把自身视作普遍法则而包括在自身之内的意志”的第三者就是纯粹意志的理念.在实践视角下的自由是理性存在者根据自由理念及与之一致的道德法则理念而行动的能力.人的理知世界的成员身份与纯粹意志使人意识到理性存在者无与伦比的崇高性,纯粹实践理性(亦即自律的能力)就是具有最高的尊严和价值的自在目的,因此,有自由的有限存在者应当遵循定言命令.自由和道德法则理念都指向超验的本体世界,唯有在实践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实在性.康德开辟了独断论形而上学与主观主义怀疑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先验观念论的道路,确立了批判的、建构性的形而上学.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

康德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限制宗教于纯然理性界限之内.“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批判的宗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来解决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实践理性,证明了道德情感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又以“动力一关切—准则”三个连贯的概念分析道德的纯粹性,并依据“责任”概念批判基督教伦理原则——“爱的诫命”,最终基于人之有限性原则证成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康德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的理性基础.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康德道德哲学详解

对康德道德哲学三个层次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即通俗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指出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梳理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进行了批判式的剖析和评价,认为东西方在道德领域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道德观念。     

康德关于科学形而上学的思想

形而上学在康德哲学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康德是否承认有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些问题涉及到对整个康德哲学的评价。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涵义 对康德的“形而上学”的不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其涵义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因此有必要弄清其基本涵义。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涵义有两种:第一种是“先天的”意义,即指形而上学是关于一切先天知识的原理、范围、界限的学问。这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中论述的。康德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原理(不仅包括公理、也包括基本概念)因而一定     

论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建立

从理性法则同意志的关系上 ,本文分析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基本思路 ,论证了康德道德哲学中绝对命令、义务、善良意志等基本概念的含义 ,指出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目的就是从主观上说明人类道德行为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才能看出康德批判哲学的意义。     

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一个重要问题的解答

在康德哲学中,所有先天综合判断都存在着将其主词与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由追问“定言命令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而专门提出了“何谓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这个异常难解的问题.对此难题,学界有一条很有影响的解答思路可称为“混合思路”,它不想从完全先天的角度把握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而是将既受感性欲望刺激、又属于知性世界的同一个意志即二重化的意志当作第三者,该思路从根本上背离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基本方向.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问题,即第三者和定言命令之主词的重叠问题.它将第三者类比于有关自然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先验图型,这一认识也是对第三者的一个重大误解.惟有试图完全先天地去寻找第三者的先天思路才是可取的,它借助于——在一个先天的理念中——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这个第三者,将定言命令的主词与谓词综合地联结起来.因为在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中,可以同时找到“意愿准则成为法则”的目的意愿和“按此准则行动”的行动意愿,即找到康德所说的“两种认识”.第三者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概念,以此理想为基础的定言命令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要使人这种不完美、非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以那个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为原型,促使心灵不断升华,成为康德心目中理想的理性存在者即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而已.康德其实是把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完全奠基于纯粹理性的一个先天理念即有关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理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