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核心区粮食产量“十连增”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基于河南省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的视角

从作物单产水平、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3个层面构建促进粮食增产的分析框架对2003—2013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十连增"的贡献因素进行分解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过去十年间,粮食单产的提升是河南省粮食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但贡献率在逐年下降;播种面积对粮食增产的贡献逐年增加,2006年后超过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成为首要的贡献因素,这主要源于小麦和玉米播种面积的增加;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具有持续的正向作用。鉴于耕地面积约束和粮食种植结构调整范围的有限性,如果今后依然按照河南省粮食"十连增"期间的增长模式,则粮食增产不具有可持续性。通过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单产提升是今后粮食持续增产的主攻方向。分地区来看,豫南和豫东地区粮食单产提升对粮食总产量增加起到主要推动作用;而豫西、豫北地区播种面积扩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更大。     

河南省粮食产量预测及增产路径研究

河南省粮食总产量的不断上升主要得益于粮食单产的提高,从1978—2010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单产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单产之间不但具有极其相似的总体变化趋势,且年际间的波动情况也具有非常高的一致性。利用1978—2010年河南省粮食生产数据进行预测:如果河南省粮食单产能够维持过去30多年的平均增长率,并且每年粮食种植面积不低于980万公顷,到2020年河南省粮食生产能力能够到达6 500万吨。选取1998—2010年河南省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技术进步、粮食种植面积和灌溉条件对粮食生产有比较大的影响。基于此实证分析的粮食增产路径是:鼓励粮食生产以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依靠科技进步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等措施来提高单产;增产的重点作物是玉米,增产的重点区域是平原地区。     

建国以来陕西省粮食生产及其作物结构变化

目前陕西省处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保证一定数量耕地面积对保障粮食安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运用趋势分析及结构分析法对建国以来陕西省粮食产量变化趋势及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粮食生产的特征为：粮食总产量波动增长;尽管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结构基本稳定,但各农作物之间的绝对面积比例随时间变化较为明显;粮食单产水平提高对产量增长贡献最大。分析结果表明,粮食生产及作物结构变化可以明确土地利用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     

中国粮食生产潜能分析：一个基于“俱乐部 收敛”的视点

我国的粮食单产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粮食单产的收敛分析有助于预测粮食生产潜能。对1980年至2012年全国30个省区市稻谷、玉米、小麦三种主粮单产数据的收敛分析发现,传统收敛β收敛与σ收敛的分析结果相互冲突,并且与现实不符。而俱乐部收敛分析发现,稻谷单产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玉米单产同样在全国范围内收敛;但小麦单产则不存在总体收敛趋势,而是收敛于三个不同的俱乐部。进一步以“俱乐部”内最高单产为参照测算三种主粮历年的生产潜能,预测结果显示,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三种主粮在2012年的潜在总产量为6.6万亿吨,仍比实际产量高26%;初步估计,未来10—20年之内,三种主粮的增产潜能会保持在10%以上。     

我国三大主粮的分区域布局与供给曲线分析

利用2014年度各省份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的亩均总成本数据,在分析比较不同省份农户种植同种作物成本差异的基础上,以各省的平均成本作为全国的边际成本构建了我国三大主粮的供给曲线,结合本研究构建的理性预期行为下的农户决策模型,探讨通过调整国家补贴引导农户生产行为以实现粮食分区域布局的具体实施方案。研究结果表明,所考察的三种作物中,玉米和小麦种植的成本优势地区集中于我国北方,相比而言,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农户种植稻谷成本较低。本研究认为,通过国家补贴政策的合理调整可以推动一些省份退出高成本作物的种植,将相关作物的生产配置在成本最小的地区,以促进粮食生产分区域布局的实现。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生产变化及贡献因素分析

在分析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单产状况的基础上,可采用LMDI模型研究面积和单产对该地区粮食产量变化的贡献程度。1990—2014年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产量增加1208.30万吨,其中单产和面积的贡献值分别为3350.02万吨和-2141.72万吨;从分阶段的省域和作物层面分解结果来看,粮食减产时,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在粮食产量增加的时期,单产提高比播种面积增加带来的作用更为显著;从市域层面来看,绝大多数城市单产效应为正,而近三分之二的城市面积效应为负,这些城市多位于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经济发展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冲击同样显而易见。     

粮食连年增产背景下我国三大主粮的成本变化与差异分解

以2004—2013年我国三大主粮的分省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广义熵指数与分项分解方法,研究粮食连年增产背景下我国粮食成本的变化特征与差异来源。结果发现:2004—2013年三大主粮的成本差异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但2009年以来三大作物的泰尔指数均明显增加,主产区的成本优势相对稳固;土地成本与人力成本增长尤为迅速,两者占总成本的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其中人力成本是三大作物成本差异最为主要的来源,土地成本、增产性投入与省工性投入、增产性投入分别是稻谷、小麦和玉米成本差异的重要来源;在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与务农机会成本攀升的背景下,省工性投入逐步替代劳动力投入将是基本趋势,因地制宜促进土地流转,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将是从农业供给侧化解当前"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困境的重要途径。     

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粮食产量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提高了我国粮食单产和总产量,减少和降低了粮食种植面积及其在农产品种植面积中的比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粮食种植面积及其比重会进一步减少和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依靠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对积极提高粮食单产和维护我国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     

财政支持的粮食增产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水稻为例

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石,而与其相关的适度财政支持可以兼顾公共财政资金有效利用、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结合水稻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基于2006-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支持对水稻总产量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持能够促进水稻总产量增长,但这种增产效应存在时滞;财政支持对水稻增产的中介效应主要通过扩大区域水稻生产规模实现;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导致水稻生产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趋势。鉴于水稻生产的空间异质性,从是否为粮食主产区来看,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在粮食主产区更显著;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增产效应在东北地区更显著。因此,需要保持对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经营的规模化、效益化、可持续化的良性循环,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负向抑制作用,增量资金向包括东北地区的主产区倾斜。     

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以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为例,选取2009—2016年的相关日度价格数据,运用BEKK-GARCH模型考察了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存在价格波动溢出效应,但溢出程度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有差异。主粮作物小麦、稻谷和玉米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弱,非主粮作物大豆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强,四个粮食品种现货对期货价格的溢出效应均较弱。分析表明：由于我国在调控粮食市场的思路和力度上对于主粮作物与非主粮作物存在较大差别,从而造成了四个粮食品种期货与现货市场间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差异。     

经济增长的动因和中国的经济增长

持续增长是各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 ,找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对实现这个目标非常重要。本文提出了以内在动因为核心的“经济内能增长原理”,指出 :在其他增长理论中没有核心地位的增长因素 ,如教育、收入分配、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等 ,对长期增长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对增长率差异、滞胀等问题原因的看法也与其他理论有很大不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缘于改革开放创造的有利条件和正确的改革战略 ,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内能的产生和良性循环 ,今后仍有维持较高经济内能及其良性循环的潜力。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些以维护经济内能良性循环为核心的政策原则建议     

中国城市TFP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利用1990～2018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通过非参数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HP滤波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投入要素增长趋势及其波动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提高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效率; 3) 提高劳动的有效参与率。     

内生增长框架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基于浙江省1985～200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FDI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对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却研究甚少。本文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对FDI作用于浙江经济增长进行了三步检验：1）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2）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3）FDI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对外贸易是FDI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FDI的人力资本效应不显著,因此并不完全符合内生增长路径。     

经济增长、模型再造与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理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理论。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建立科学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因此还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模型,并以此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增长实践,特别是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践。     

基于增长核算分析的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研究

应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增长核算分析框架,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对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开来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次是物质资本存量的贡献,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并且逐期下降。实证分析也表明,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用＂索洛剩余＂衡量的TFP的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技术进步;所有制结构和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两个因素。     

西方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与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变

本文从分析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及方式的演进入手,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对实现中国“两”个根本性转变”提出了可行的政策思路和建议。     

以消费适度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构建节约型社会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空喊口号,这其中包含着一个非常朴素而实用的经济学原理:以消费的适度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消费适度增长包括合理消费率的形成和消费结构的不断提升两方面。适度的消费增长,通过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增长、提升产业结构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以促进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文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来对上述论点作出论证。     

内生增长理论与演化增长理论的比较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与演化增长理论都是应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危机而出现的。尽管它们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有相似之处,但仍存在很大分歧。这些差异源于不同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致使它们在总合层次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观念主张。在目前的理论背景下,还不可能将两种增长理论统一起来。今后,增长理论的发展趋势是:不同理论内部模型的整合;两种增长理论相互借鉴,促进各自理论的发展;或者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寻求统一。     

人力资源质量成长链及其多级混成研究

基于社会系统工程思想,本文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源质量成长环和成长链的概念,然后分析了人力资源质量的多级混成过程。     

经济发展的道德困惑——早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研究

16-18世纪西欧社会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造成的,更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转型震荡。早期社会主义出于公平的道德原则否定资本主义,而没有看到经济发展的进步趋势,因此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要成为科学,必须把道德判断建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