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培育的障碍及其对策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有益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应对民众参与不足问题及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新乡贤的培育面临缺乏支持、动力不足、制度规范缺失、乡村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等问题。为此,在新一轮的乡贤培育中,我们应规范乡贤认定程序,引导新乡贤的介入;重视乡贤精神激励,增强乡贤培育动力;健全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机制;培育乡村社会组织。     

挖掘乡贤文化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

挖掘乡贤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寻根铸魂,挖掘古代乡贤文化资源;褒扬善举,打造本土新乡贤;立榜建园,推动乡贤文化的深根厚植;建制搭台,利用新乡贤创建和谐社会;政策扶持,激发新乡贤反哺家乡的积极性;推进村级国学民居画廊及主题公园建设,打造乡贤文化墙、文化园;开展文艺传唱乡贤活动,宣传新乡贤优秀代表事迹。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新乡贤: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关"新乡贤"纳入乡村治理版图的研究从未间断,学界将"乡贤回归""新乡贤"下乡视为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精英结构再造工程.文章从政策招引、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三个角度探讨了"新乡贤"的产生,进一步分析农村新乡贤群体的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及治理绩效.当下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普遍采取的是"...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H镇的案例观察

新乡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H镇的实践为例,考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机制和成效,并揭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策契机、组织平台和乡土情怀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依托乡贤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多主体参与机制,新乡贤在发展乡村产业、倡导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认知偏差、激励缺乏、立场各异等因素的影响,新乡贤参与面临着可持续和多层次协作困境,预期成效难以达成。为合理引导和鼓励新乡贤参与、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亟需理顺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并为新乡贤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媒体叙事中的新乡贤文化建构研究

[提要]近年来主流媒体以新乡贤为主题的新闻报道,主要塑造了致富能人返村主政、工商精英投资故乡、贤能村民参理村务等类型的新乡贤形象。媒体对新乡贤的议题设置,从彰显民间自发的公益慈善行为开始,自2014年后转向突出地方政府的新乡贤组织活动,围绕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政绩目标,将规章制度、组织管理与伦理实践对接联系起来,内嵌的政策导向、理论话语日益提升和丰富,从而把历史记忆中的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乡贤文化,建构成地方政府组织化的具有榜样示范效应的新乡贤文化。针对新乡贤组织推广活动中的标签化、形式化等行政弊端,新乡贤文化建构应循名责实,回归文化逻辑,逐步构筑有现代价值共识、制度保障、文明成风的新乡贤文化形态。     

新乡贤：角色期待、实践要求与培育路径

国家召唤新乡贤,乡村期待新乡贤。新时代,社会大众在对传统乡贤的认知,对国家之于新乡贤要求的理解和研究者对新乡贤理想角色的构建基础上形成了新乡贤的角色期待。新乡贤应在社会大众对新乡贤的一般性角色要求基础上结合个人特色开展角色实践,满足社会大众的期待。为培育符合不同乡村发展需求的新乡贤,地方政府应坚持以激发内生动力为主、外部激励为辅的基本原则,协同乡民、基层政府、乡村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优化新乡贤资源,协同发展在场和不在场新乡贤,促进新乡贤群体健康发展。     

我国新乡贤现状研究与反思——基于CNKI(2015—2019)的文献分析

本研究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以"新乡贤"为主题词检索到的2015—2019年期间公开发表的期刊和学位论文为分析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运用NVivo 11.0质性分析软件,构建"乡贤文化""参与治理"两大分析模块.通过对新乡贤文化价值、培育路径、治理作用、路径实现等进行编码分析和词语云分析,发现有拓展新乡贤类型的趋势、研究领域多元化趋势以及由个案散落式呈现到新乡贤治理模式推广复制的可行性趋势.     

守望乡愁:中国乡贤文化的衰微与重塑

乡贤文化从古至今绵延数千年,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留存了宝贵的精神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当前中国乡贤文化面临着乡村精英严重流失、乡贤文化日渐衰微、多元思潮激荡交锋、乡贤政策暂付阙如等困境。倘要留住乡贤,激活乡贤文化,让乡愁永驻,需要保护与传承乡贤文化资源,多策并举培育新乡贤,以乡贤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乡贤参与乡村发展建设的作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与缝合,使乡贤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发展建设的助推器。     

金湖县:“1+4”新乡贤工作模式 激活海内外乡贤动能

正近年来,金湖县委统战部积极探索"1+4"新乡贤工作模式,不断凝聚海内外同胞乡贤力量,以乡愁为纽带,唤起海外侨胞的故土情结,联结海内外游子,集结各个领域的在外精英,投资或投身于家乡建设,重塑乡贤文化,培育乡村建设核心力量,让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让乡贤事迹垂范乡里、让乡贤力量造福乡邻。"1"即实施乡贤凝聚工程,引导有条件的乡镇建立乡贤堂3个,通过弘扬乡贤文化,评乡贤、学乡贤、用乡贤,讲好乡贤故事,推动海内外乡贤在农村社会中的价值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促进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纵横协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新乡贤文化是由传统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来的新型文化形态,以其独特作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政府和社会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两种力量,并以此形成了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以做好顶层设计、整合各种资源、注重授权赋能为主要抓手,通过行政纵向推动力量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则以乡村内生力量、特色化的优势资源和参与式行动为依托,通过内生横向协商方式践行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建设路径虽共存于乡村场域,但二者属性不同,需通过纵横协同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具持续性和实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双重建设路径应顺应时代新要求,遵循互嵌互融逻辑,在互动-嵌入-融合中实现纵横协同,共同服务于新乡贤文化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原乡贤文化的传承发展探究

中原乡贤文化是植根于中原乡土社会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它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文化力量。摒弃中原乡贤文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立场,传承并发展其优秀成分,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因此,要直面中原乡贤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时代境遇,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中原乡贤文化的优秀资源,培育适应中原乡村发展的新乡贤队伍,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保障。     

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