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探析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视角看,受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系列文化不自觉的表征: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体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需要以"内生"代替"植入",以"乡土文化"代替"城市文化",以"主体均衡"代替"主体偏向",以"公共性重建"代替"公共性缺失",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符合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乡村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内生动力和精神支撑。处于转型期的乡村文化存在发展动能不强、基础教育滞后、科技应用不足、精神文明建设薄弱等问题。因此,建设乡村文化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入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强化农村教育保障,提升乡村教育水平;加快科技成果应用,提升乡村文化建设能力;强化精神文明建设、打造乡村文化特色品牌。     

多元理论视域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探究

【目的/意义】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城乡共荣、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基于多元化理论视角,探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设计/方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梳理了“三农”问题的理论与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生计框架,作为乡村振兴基础理论研究可援引的学术资源;借助调查研究法、比较法和归纳法,分析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结论/发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主要存在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城乡间各要素流动不足,城乡一体化发展对接不畅,城乡服务保障存在差距,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偏低等问题。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应推动城乡产业联动发展、提高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促进城乡文化共融、完善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主体性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表征出一种“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一些乡村并非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被看做现代化进程中亟待化解的问题。城市不断向乡村汲取各类资源,而乡村发展也逐渐依赖于城市,进而呈现出一种“去主体性”样态,导致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此外,乡村去主体性还表征为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趋向解构、乡村社会向心力减弱等方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以农民组织化重塑乡村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类资源,点燃乡村发展的自引擎,构建平衡发展的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村文化礼堂:耦合逻辑与价值输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和乡村建设的总方针,农村文化礼堂则是乡村振兴的一个载体。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文化礼堂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大目标发生不同程度的耦合。然而受到不同制约因素的影响,农村文化礼堂的多维价值输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为此,要通过确立实效性与创收性结合的建设运行理念、完善引导性与多元化结合的参与主体结构、构建广泛性与全面性兼备的主体教育机制、打造借鉴性与创新性互补的活动开展模式、建立规范化与多样化兼备的成效考评机制等措施促进农村文化礼堂价值有效输出。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社会化小农视角下的乡村公共舆论

乡村公共舆论是乡村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当前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迁,乡村公共舆论对农村社会的评价和指导作用日益微弱。在社会化小农阶段,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交往越来越脱离乡村共同体,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同时,传统道德资源和集体主义道德的共同缺失,使农村社会道德资源愈加匮乏,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乡村成员的行为准则。乡村公共舆论发挥作用的基础正在遭到严重侵蚀,其对共同体成员的制约作用也大大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公共文化为核心来推动乡村公共舆论复兴,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有序。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制度变迁、现实需求与未来方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农村金融是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经历了市场化起步、市场体系构建、现代金融制度探索和市场化改革深化四个阶段。整体的改革遵循了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方式上经历了制度变迁到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演进的过程。尽管四十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伴随着人口城镇化和资本工商业化的乡村衰退,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难以再为乡村振兴融资发挥主渠道作用和满足财富管理与风险管理等新兴金融需求。因此,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满足现实需求为动力,本文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四个方向:深化市场化改革、实现乡村发展范式与农村金融范式的匹配、设计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运用金融科技。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