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     

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归宿

张钦在《学术论坛》2006年第12期撰文指出，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生态伦理学研究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必须立足于人类自身，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类整体利益包括两个维度，即人与自然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与人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我们在建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时，不能撇开政治、经济利益背景，抽象地构建面对自然的“类”的生态伦理学，而应当研究面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的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只有着眼于人一人的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在人与人的维度上，协调同一时代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不同时代的本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和利用中的利益冲突，促进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归宿。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西部地区生态贫困与生态型反贫困战略

贫困状况的发生和贫困程度的大小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西部地区有着更明显的体现。中国政府对西部贫困地区一度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但很快就从反贫困问题转向“返贫困”问题,其重要原因就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的生态贫困使其不具备经济开发的基本条件。不能够按照传统的一般性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标,应从生态的角度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建立生态型反贫困战略。其基本思路,是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作为扶贫政策的中心,重建西部生态系统,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使西部地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协调统一发展。     

国家在场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云南贡山县生态扶贫的人类学考察

民族地区作为生态特殊区和贫困高发区的重叠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扶贫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生了改变,而国家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力量。文章以“三区三州”的典型代表云南省贡山县为案例,分析认为国家以正式制度、权力和资源及符号象征的在场形式全方位推动了生态扶贫。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民被国家赋予保护生态的权利和责任,并纳入正式的生态治理体系之中;村民从意识上对生态空间形成了从“生存空间”到“公共生态空间”的认同,形成了家与国的空间统一;生态保护成为当地发展的前置条件,有意识、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生态保护成为又一个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内容,村民在物质经济需求与国家生态需求的统一中不断实践。     

西部生态环境与贫困治理的研究

西部生态脆弱与贫困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研究课题。通过对西部生态脆弱程度、生态脆弱带和贫困县的分布特征、贫困地区的经济情况和人口密度的分析，发现西部生态脆弱与贫困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为西部制定脱贫、生态恢复等政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理论依据。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是实践意义基础之上生态自然观。它阐明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建设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贫穷和生态恶化的逻辑循环

过度消费的生态影响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而贫穷带来的消费不足同样会产生严重的生态影响,这个问题却未引起足够地认识。在这种意义上,贫穷也是另一种"污染"。在贫困和生态恶化的逻辑循环中,贫困是生态恶化的根源,消费不足是由贫困引起的,生态恶化是后果。文章分析了贫困地区生态现状及其原因,探讨了走出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的对策。     

主客体关系的嬗变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主客体关系与生态伦理思想直接相关,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必然会带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古代文化中,主体与客体主要是一种一体关系,人对自然采取敬畏的态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生态伦理思想是潜在的、自发的。近现代文化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取代了古代文化中主客一体直觉体悟式的原始思维方式,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共在、融合关系,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处于缺失状态。当代生态文化中,主体与客体是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文化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体现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度觉醒与自觉。     

生态文明建设的三维解读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立体的问题,包括价值、制度与实践三个维度。贯穿这三个维度的核心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体来说,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维度能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提供价值与理念导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维度能以规范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方式,为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提供行为准则：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维度能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找到依靠力量,提供目标指向。     

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与生态自觉

逆全球化中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体现为道德人格缺失引发信任危机、经济理性膨胀导致人性物化、消费主义泛滥致使价值错位,它表征着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与理性精神的衰落。经济人需要一种生态自觉,将人、社会与自然纳入整体性关系之中,自觉转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生态经济人。生态经济人是经济人面对伦理困境的一种自我革新,它具体表现在生态人格、生态理性与生态消费等方面。生态经济人重视生态人格,以实践中的生态人为基础,自觉遵循社会生态系统各领域的规范性约束,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抵制极端利己主义,自觉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生态经济人注重生态理性,以价值理性、交往理性、实践理性为根基,在世界性的交往关系中发展人的丰富性,反对用同一性思维来压制他者的差异性,自觉克服狭隘的价值偏好。生态经济人强调生态消费,注重生产、消费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高效简便的能量交换机制,追求绿色简约的生活方式,自觉提升人的自由能力。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生态政治建设

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双重异化.和谐社会应当包括人与自然以及生态主义视野下的人与人的和谐,建设生态政治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生态政治不仅着眼于目前生态问题的解决,更是实现发展可续和生态公正的政治保障机制.建立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政府以及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是目前建设生态政治的路径选择,三个方面各有意义,又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生态文明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

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人类对自然的顺从、依附到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类把自然看成是掠夺的对象,致使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生态文明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它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它以生态科技作为物质基础,实行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生态资源富足区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耦合研究

我国存在许多生态资源丰富的国家级贫困地区,如何有效利用富足的生态资源实施农业产业化扶贫,对于该地区的反贫困意义重大。在分析了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各自优劣势的基础上得出了生态资源富足区生态建设与农业产业化耦合扶贫的理论,并构建了耦合模型,最后通过模型分析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的扶贫才能取得扶贫最佳效果的观点。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从可持续发展观看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取向

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从一种泛伦理而非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抹杀了人与自然主客体分野的现实差异。我们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生态伦理关系 ;把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和谐关系作为追求目标 ,实现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     

马克思间接性生态观的逻辑推论与演绎

马克思的生态观不同于当代西方学者的"直接性生态观",但是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推论和演绎出马克思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因为是逻辑推论和演绎出来的,因此应该称为"间接性生态观"。根据逻辑学推论法规,可以推论出:生态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马克思讨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抽象的一般关系";人类可持续生存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可以演绎出关于生态观的三个定理:人与自然的否定性同一是马克思生态观的结构前提;人为自然界确立生态界限;人对"物"的普遍占有是生态界限的生产方式基础。     

论生态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理应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生态理论,生态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态女权主义从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世界观人手,把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是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二者虽有显著区别,但生态女权主义一些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而且其理论的完善也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