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异与靠拢——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中的一种趋势

随着时间的流逝,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发生了多元变化;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创作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在较具规模的当代转型中,可以发现许多新的气象: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闪亮登场",形成一种"新人"与"老人"、华裔作家与华人作家"同台共舞"的新格局.由于多种原因,华裔作家与华人作家的文学取向,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但是,就谋求作为所在国少数族群文学的生存、发展权利与质量,进而以谋求作为所在国少数族群文化的生存、发展权利与质量而言,二者则具有充分的共同性.     

论高启梅花诗的精神意蕴

梅花是高启诗歌中一个重要的意象 ,是诗人自我心象的绝好写照。高启梅花诗中抒写了各种不同的情志、心迹 ,把每一类不同的梅花形象同诗人的生命历程和特定的精神背景结合起来 ,可以从某些断面反映出诗人的精神世界。同时 ,高启对梅花诗这种古老题材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     

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研究论纲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着丰富而复杂的社群(社团和流派),其发生发展是一个整合的文化生态,而并非是单一的纯文学或社会政治的组织行为.同时,文学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作家聚散更有来自心理的因素和其精神的联系,并且这一聚散心理和精神联系直接影响着文学社群生态的平衡.现代中国文学社群作家聚散分合的心态与地域、教育、政治、经济四大现代文化生态形成了整体性互动关系.这是一种社团流派"文化场域"的透视,从而立体地考察作家人与事活动的聚散成因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的背后表现出的群体文学倾向和文学风格等深层的主客体复杂因素,清理现代文学社群的"生态"与其作家的"心态"关系网络的线索.探寻其内在的生命纽带.     

徘徊在人生的歧路上——庐隐文学创作论

庐隐是在"五四"时期觉醒起来的女作家.其文学创作鲜明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也表现出女性作家对于妇女解放、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探索.其文本是一代女性作家觉醒的歌唱,表现了她们觉醒后的矛盾心态,可谓梦醒了无路可走,于是以游戏人间的态度面对社会.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读关四平博士著《中国古代文学丛论》

刘勰在谈到<文心雕龙>命名的含义时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说明"文心"是指探索作文的用心,指写文章时对心思的运用.刘勰在这里极其赞赏"心"字的内涵.陆机<文赋>也写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他们都共同注意到"为文之用心"这个问题,这实际涉及到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文学作品是作家心态借助语言而外化的一种形态,作家的情志、心态倾注在作品中,形成作品的丰富意蕴和不同风格,因此,探究"为文之用心",探讨作家的心态内涵,或者从"文心"的角度解读作品的意蕴,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和启迪,会开启一个新的研究境界.关四平博士的<中国古代文学丛论>(大连出版社,1999年出版)就是他近十年来细细寻绎"文心"之作.他的勤奋、用力,加之敏悟和精鉴,使他的探讨深刻、透辟,往往发人所未发,新意迭出,洋洋大观.     

作家心态的转换作品新意的呈现--评2002年的中短篇小说

2002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新世纪初2002年作家的心态是平和、沉静,以洞明世事的心态观照现实和历史.作家心态的这一转换,导致2002年中短篇小说作品新意的一现呈现.与20世纪90年代作家在市场经济下迷惑、浮躁的心态不同,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已经心平气和,恰如其份地作出估价.他们不只以平和、平静、平实对待现实生活,也以平和、平静、平实对待历史.在创作方法问题上,作家在2002年也以平和、平静、平实的心态对待这一问题,从创作对象的特殊性出发,选择和采用最能反映和表现创作对象实际的某种创作方法,所有这一切,促使2002年中短篇小说佳作的问世.     

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

在1949年后的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嬗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也使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在分化变动之后走向高度同一;在建国后的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打破了僵化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发生了积极的嬗变.经过六十年的变迁,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新中国六十年的"革命"和改革实践带给中国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了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中西作家创作中的自恋心态比较研究

文学创作往往出自作家对自我的痴迷,但中西作家由于文化传统的迥异,其自恋心态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矛盾冲突、创作方式,以及在当代不同的表现和变化,等等。从分析中西作家创作中自恋心态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入手,结合个案分析,通过比较探讨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其对中西文学创作具有的不同影响及其各自的优势与问题,从而确立看待中西作家不同自恋心态的正确态度,相互取长补短,裨益创作。     

宿命的下降或艰难的飞翔——论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转型

199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全球化以及消费化、资本化的时代条件下,诗歌的被冷落与.不景气"是不可避免而且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是诗歌的"衰落"或"死亡",相反,在新的时代精神氛围下,它不但在健康生长着,而且在增加着新质,发生着意义重大的变化和转型.这种转型,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传统"的继承和接续,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此前规则和禁区的突破,是以异端和叛逆姿态出现的对诗歌的新的探索.这一时期,人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所发生的变化清晰地投映在诗歌当中,我们看到,虽然这种变化"浮出地表"并形成比较明显特征的时间并不长.但诗歌在其价值指向、艺术构成、功能等各方面的变化不可谓不大.有比较明显的转向或者转型.     

清代政治与通鉴学

清代通鉴学的发展不仅受到前代通鉴学的影响,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因受清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影响,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清初通鉴学呈现反思与开拓的气象;乾嘉时期,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道成以后,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流叶千古总牵情－－宋代传奇《流红记》及其在元明时代的传播

红叶定情的故事自唐代肇始起,便以其神奇浪漫的情思,吸引了众多文学家涉笔于此.北宋张实在前人基础上创作的传奇<流红记>,为流水红叶故事设定了一个雏形框架.由元及明,故事原型在戏曲、小说家笔下不断增饰,愈入愈曲.本文旨在梳理其在宋元明时期的传播情况,并展示各个时代大异其趣的时代意识与审美特征.     

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的崛起、分化及原因寻绎

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迅速崛起,可依据生存姿态及方式的不同划分为坚决不仕者、屈身就仕者及游走于二类之间者三个阶层.而宋元易代所导致的文化和文人地位的巨大转变,以及"华夷之辩"思想的勃兴则可视为这一群体繁盛的三大原因.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城池修筑与宋辽外交

澶渊之盟中宋辽两国就边境城池的修筑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由于辽统治者南下掠夺的本性不会改变,所以北宋时期,双方围绕北宋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城池的修筑活动,进行了多次的交涉,从这些交涉中可以看出北宋在盟约问题上的灵活性。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

通过对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的比较,尤其是篇目体例与有关诉讼方面一些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在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到整个律典的篇章体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则是高度一致的。     

元代官府公文传输的几个问题

本文考察了元代急递铺设置的目的、过程,揭示了它与宋、金旧制的关系;指出,设铺道路的选择以便于文书传递为依据,它与驿 路并不统一,在不通驿的州县也设有传输公文的急递铺;并依据西方旅行者的记述,认为元代急递铺在传输信息时可能使用了马匹。     

先秦佚诗与先秦诗歌的发展

《诗经》、《楚辞》之外 ,见于各种文献的先秦歌、谣、诵、辞之类约 30 0余首。这些作品不仅弥补了中国早期诗歌中的空白 ,将诗歌史提前到五帝的阶段 ,还显示了中国早期诗歌从二言到四言、杂言 ,再到六言诵诗的发展过程 ,使我们认识到诗歌的发生阶段除诗歌舞结合的形式之外 ,还有总结生产、生活经验的谣谚、诵辞 ,这种口诵作品同歌的结合开拓了上古诗歌题材的范围 ,推动了诗歌体式的发展。《诗经·豳风·七月》就是谣谚同歌结合的产物。民歌、谣谚、祭辞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