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还是理论补充?

"经典政治社会学"与"新政治社会学"在关注权力存在的形式和权力运作的方式时,理论视野存在着差异。前者的权力概念集中在民族—国家层次上,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后者则更注重充斥于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权力现象,在高于民族—国家的宏观领域里或者在低于民族—国家的微观层次上来考虑权力问题;然而,"新政治社会学"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范式来替代经典政治社会学,相反,其理论观点不过是对"经典政治社会学"的补充。经典政治社会学和新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现象都是有价值的。     

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

本研究以社会运动理论为基本视角,通过对目前中国城市中普遍出现的中产阶层市民组织化维权运动之现状及问题的描述和分析,探讨市民组织化、行动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路径作出说明。作者认为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的维权运动中表现出了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而对市民自主组织的政治/法律限制已构成市民组织化表达行动和社会发育的制度瓶颈。     

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法团主义一直认为要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合与协作,这种主张与西方当代主流的多元主义大相径庭,后者提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立与制约。然而,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时,法团主义的视角却有着巨大的理论潜力。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社会、农村社会还是基层政府组织中,都出现了许多法团化的组织形态,这样一种社会特征通过许多具有法团主义视角的研究得以比较清晰的展现。法团主义成功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得益于它与中国社会多方面的契合性,但同时二者的差异也必须予以细致的分析。     

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及其启示

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知识分子是其整个政治思想的核心理论之一,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担负着统一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使命,在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中的比重及其作用越来越大,在各类社会活动中,知识分子也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而进一步深入研究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和意义。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评述

本文分析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及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再度兴起。对目前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的状况及研究中的不同意见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     

从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嬗变看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马克思市民社会观是贯穿其一生的理论研究对象,是其研究社会历史理论、论证人类解放思想、完成整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从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来看,主要包含对市民社会认识的感性具体、思维抽象及思想具体三个历程。不同的发展历程有其内在联系,是对理论认识的深化。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始终坚持用阶段分析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实现了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统一。从一定意义上来看,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嬗变彰显了马克思理论的完整性。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的思想转折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开始的。马克思的这种批判 ,受到了洛克、卢梭、康德的市民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 ,“市民社会”成为给国家神话除魅的极其重要的规范性范畴。但是 ,马克思同样深刻地领会了黑格尔通过市民社会批判并进而实现的对 1 7、1 8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社会政治哲学的总批判的意义 ,他没有运用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赋予社会以前政治或国家的生命 ,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国家相分离的原因、后果 ,指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马…     

社区建设与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

近年来，社区建设在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启动阶段，市民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图从市民社会的概念、内涵及其演变的考察入手，探讨社区建设与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探析

葛兰西作为马克思的主要继承者,深入研究其理论,并通过分析现实状况和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市民社会"新概念,即把"市民社会"归结到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指出"市民社会"是维持国家领导权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也是区分古世纪强权国家和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强调现代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开创了市民社会理论新的内涵,对后期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代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排序

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等级制度无法将现代社会团结在一起,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同时,也没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观或者宗教可以再将现代化的功能迥异的社会凝聚在一起。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建立和加强市民社会之类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看,市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领域”。它是自主行为的市民开展公开交往的一个空间,同人们生活世界的敏感性紧密相联,它相对于各种诸如以权力和金钱作为调控媒介的政治和经济的功能性亚系统具有相对的自治性。市民社会在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构成国家的一个重要补充。此外,市民社会持批评态度,从而成为非常必要的对国家进行监督的机构和指明方向的变革力量。因此,必须确保市民社会得以发生、发展所需的条件,以促进这个领域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发挥义不容辞的作用。此外,我们要求促进市民社会,并不只是市场和国家可以     

中国NGO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广东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例

一、从“公民社会”到“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国内学界 ,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公民社会 (CivilSociety)”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价值取向 ,重新探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NGO)自然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在研究公民社会问题的学者看来 ,NGO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 ,它们的兴起和活跃正是公民社会主体性力量的彰显。近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理论形成和广泛流行于 1 7- 1 8世纪 ,即市民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其时 ,专制国家开始成为一个专门化的政治功能高度集中的特殊领域 ,同时也产生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私人领域。在这个私人领域的内部 ,…     

信任缺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城市社会组织及政治的互动与认同,这种互动与认同以信任为基础。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由于当前社会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偏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困境。因此只有通过修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信任、增进其组织信任、重构政治信任方能构建起积极的身份认同。     

改制后城中村村民角色冲突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改制后的城中村村民意味着要由农民转换成市民角色,农民角色与市民角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在这种转换过程中角色冲突的发生是难免的。本文试图借助社会角色理论和社会工作理论,分析城中村村民在角色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角色冲突及原因,并探讨角色冲突调适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青年、领袖与市民社会的挑战

本文认为.有必要把问题的焦点放在领袖问题.而不是青年领袖上来.市民社会的运行机制在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转型.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指向青年问题时.市民社会更加意味着行动.首创精神或创新意识.部分政治管理机构已经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办法认识青年问题,这也是从政治角度解决青年问题的新思路.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发展探讨,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重要实践。它是对人类政治法律文明的结合、概括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建设和人类政治法律发展得到统一协调发展,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框架进行研究和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     

市民社会视域下的土耳其"居伦运动"述评

"居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市民社会组织的范畴,"服务"是其核心原则,金融捐助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其成员分为核心追随者、附属者和同情者三个圈层。"居伦运动"基于自愿原则开展教育、传媒、金融和经济活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居伦运动"参与政党政治尤其是同正义与发展党的权力博弈凸显了其政治色彩,背离了市民社会组织的非政治功能,表现出"越位"倾向。"居伦运动"的全球扩张引发了广泛质疑,很多国家怀疑该运动的本质是输出伊斯兰教,隐藏着重现奥斯曼帝国辉煌的野心,加之该运动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导致其在世界范围内遭遇严峻挑战。     

中国对阿拉伯世界人文外交的历史回顾及现实挑战

人文外交作为一种崭新的外交形式,是对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互动的有效应对,也是对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有机整合。人文外交以软实力理论、国家形象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文明对话理论为依托,在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实践则为人文外交的理论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对阿关系中,人文外交在各时期都促进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当下,国际体系处于转型期,尤其是2010年年底以来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使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政策面临挑战。只有将人文外交继续作为我国对阿外交政策的重点,才能在政治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始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由此，作者对于国际社会学界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提出质疑。作者认为，在中国，如果说有所谓市场转型的平等化效应的话，那也不是在经济分层方面，而是在政治分层方面。本文也是对于经济学倒“Ｕ”型理论提出的一种挑战，认为该理论把眼光仅仅集中在经济分层上，完全忽视了政治分层的存在。     

政治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动态

在中国和西方思想史中,将政治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和方法源远流长,并有着丰富的内容。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学的产生是现代社会中政治与社会各领域日益广泛和深入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社会学体系的建立及长足发展为之开拓了研究领域,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研究方法,而政治学自身的发展与变革——对人类生活及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直接促成了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作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在当代发展的基本态势和趋向表现在以下方面:1.从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出发研究政治权力;2.从社会关系、社会背景出发研究政治主体;3.从社会文化出发研究政治文化;4.从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比较分析出发研究政治秩序与稳定;5.从考察社会分层与结构的变化出发研究政治体制。     

关于经济法定位争论缘由之思考——基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背景考察

中国经济法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至今,关于经济法定位问题就一直是经济法学界争论不休的命题。本文从这些争论入手,在对诸流派的观点进行总结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比中西方经济法产生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背景,试着找出争论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