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郎顾之争"看国企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

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产权改革。由国企产权改革导致的国资流失问题引爆了2004年8月至今的“郎顾之争”，论战的焦点是国企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路径是：建立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为产权流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国企产权改革建立法制规范，使其步入法制化轨道；必须正视改革大潮中的社会公平，在各利益主体角色切换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使改革在稳定中求发展。     

公平视角下的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改革

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与社会和谐相悖的不公平现象。从2007年中央企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来,国企红利仍旧大部分停留在国企内部,形成"体内循环",未切实做到全民分享,有悖公平原则。从公平的视角对现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进行剖析,发现其在上缴比例、支出流向和民生支出上存在不足。对深化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改革应以公平为原则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提出以公平为原则,确立国企红利分配的专项制度,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加大国企红利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以及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国企内外部监督体系等改革建议。     

国企改革二十年回顾

本文分四个阶段对国企改革二十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和评析。认为二十年国企改革遵循一条循序渐进、逐步深化之路 ,是十分稳妥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曾出现利改税的原则性失误 ,对承包制的过渡性缺乏认识而实施过长使国企陷入困境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存在产权安排错位 ,致使国企改革至今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本文从二十年改革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要使国企改革取得真正突破 ,必须按国有经济的性质和特点 ,科学合理地和规范地确定国有资产授权出资者和企业承担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并赋予企业职工与国有资产相联系的权利和承担相应责任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养老金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图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养老金制度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转轨初期的社会化发展模式，再到创新发展时期多元治理框架下的整合发展模式。三种模式的发展伴随着国家养老保障责任“垄断-收缩-回归”的波动调整过程，也体现出国家养老保障治理理念从平均主义到效率优先再到公平、可持续的转变。当前，多层次的社会养老金制度虽已建立，但仍存在地区分割、人群分等、制度分设、待遇悬殊以及体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亟待解决。以“梯度融合”战略加快制度统筹与整合力度，按照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框架，建立一个包括实现底线公平的国民养老津贴制度、强制参保的国民年金制度和享受税收优惠的商业养老金制度的一体化养老保险体系是未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浅论生产函数中的制度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中国的国有企业拥有最为优越的资源条件,而它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出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释。国企相对低效率主要归结为较低的制度收益和较高的制度成本,也就是说应当把制度变量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客观上会随着企业外部的社会经济体制和企业内部的制度规则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会更大,应通过改革在国企中建立一种有效的制度。     

生产函数中的制度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国有企业拥有最为优越的资源条件,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从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出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释。国企相对低效率主要归结为较低的制度收益和较高的制度成本,也就是说应当把制度变量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客观上会随着企业外部的社会经济体制和企业内部的制度规则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会更大,应通过改革在国企中建立一种有效的制度。     

《民法典》中的国有企业财产权利结构新解

部分经济学学者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分析工具总结出了国有企业财产权利结构的不同层次,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结论,但法学对此类结论的吸收与运用应注重学科间的差异与共性。在制度架构上,价值取向差异使得更换所有者无法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全民所有”可作为义务驱动代替利益驱动使所有者归位。研究方法差异使得“经营权”完成了从经理到国企的转移,但这一概念不符合民法原理。为塑造国企的主体地位,应采“综合权利说”对法人财产权概念进行扩充,“法人所有权”的理念蕴含其中。“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不一致属于理论共性,但“分级所有”不可采,“代表理论”仍具有足够的解释能力。横向对比经济学和法学的委托代理理论能够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理念扩充,这包括应明确国家的民事主体地位以完善制度顶层设计,应强调责任保障作用以矫正利益不一致,应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并引入双层股权架构以落实底层制度。从国企义务出发,《民法典》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规定能为国企分类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试析制度变迁与国企改革之途径及策略

国企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各种矛盾交替，促进国企改革的思路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借助非国有经济的外部效应；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政府改革并合理安置企业冗员，全面开展“洗脑”工程。     

国企混改股权结构设计及其规范构造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当前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而深化改革的基础在于混改企业股权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我国国企混改与西方国企私有化存在本质区别，因此需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国企混改股权制度。混改企业股权需要对既有股权结构进行整体化改革和特殊性安排，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民营资本对股权要素的不同需求，从国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及股权高度分散化等不同角度，构建混改企业的股权结构类型。为了实现混改企业的最优股权结构，同时可以借鉴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双重股权和黄金股等特殊股权制度，确定其适用条件和边界，推动国企通过混改形成多元化的股权模式。     

“一带一路”国家国有企业法律制度的国际构建与完善

"一带一路"国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主体。现有国企国际法律规范是基于传统国企理论构建,不能完整反映"一带一路"国家国企制度现状和发展需求。印度、俄罗斯等沿线典型国家的国企法律制度及实践相似,国企基本经济社会职能和发展目标趋同。基于沿线国家共识,坚持所有制中立、强调国企社会责任、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与完善"一带一路"国家国企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     

反思大学校长职业化进程中的几点关系

大学校长职业化是近几年来高等教育管理理论讨论的热点之一。在走向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进程中,大学校长只有处理好高等教育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关系、处理好教育事业观和教育产业观的关系以及教育创新中高校内部各个层面的关系,才能保证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顺利实现。     

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管理创新

管理创新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但目前中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管理创新上力度不够。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思想、企业体制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状况等几个方面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新时期学者散文的美学风范

新时期学者散文重新崛起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学者散文以文化、哲学的参悟为底蕴 ,以知性、理性、悟性为其基本的美学特征 ,对历史、现实、世态人心 ,以及现代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咀嚼 ,是极为严肃意义上的纯散文。     

《松江宝云寺记》释文摘疵

指出了书法作品<松江宝云寺记>释文中的一些释文错误,并一一作了订正.希望书法编选者应加强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三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过三次历史性的飞跃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规则主义"下使用作品的"合理性"判断

在"规则主义"立法模式下,使用作品的"合理性"判断具有法律意义和实践价值.即使纳入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仍应以"合理性"判断为司法释明内容.合理使用行为包括作品的使用和作品使用后的衍生结果的使用,并且不以非商业性或非营利性使用为是非分水岭."合理性"判断应当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实现利益平衡制度功能,适当地彰显特定作品的"公共物品"属性,并充分考虑作品使用或衍生使用结果的决定性作用.     

《景德传灯录》成语研究

宋代法眼宗禅僧道原(元)编撰的<景德传灯录>一书,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资料,语言通俗易懂且简洁凝练,其中不乏成语典故,这对后世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景德传灯录>中的成语,结构形式多样,语法功能丰富且含义相对稳定,从结构、意义变化等方面对这些成语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对揭示汉语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价值探论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展示了独特的民风民俗、雄奇秀美的山川风光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具有突出的认识价值;体现出鲜明的自然美和强烈的人性美,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饱含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充沛的家庭使命感,具有强烈的教化价值.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北朝宫女考略

宫女,又通称宫人,按其功能和地位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在宫中管理君主日常生活事务的人, 其地位较高授予官职者被称之为女官;另一类是在宫中服劳役而被役使的侍婢、织婢等。北朝时期的宫女,带有战乱割据时期的特点,而其民族成分也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