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结构派的这一主张,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由·美·人生──庄子的“道”路

自由·美·人生──庄子的“道”路王剑峰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是人生论，人生论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论”。庄子哲学被称为道家哲学，虽然从表面上看，完全是一种以“道”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但实际上也内涵着人生理想论。《庄子》...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出入于为学和为仕之间——孔子价值观述略

《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高山仰止的盛赞法排除了成“圣”可能,以“仁”为最高现实人生理想,从而也把个体的企达仁境作为现实人生的最高价值。由此断定,孔子以仁的实现为人生终极目的之所在已无疑问,那么如何得仁,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仁境,就构成了孔子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我以为,孔子对个体实现人生理想、获得人生价值提出了两条途径,其一是所谓为学,其二是所谓为仕。《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虽然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却恰切地道出了孔子对个体人生的价值设计和价值选择。     

冯契的人生理想学说

冯契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理想学说作了最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哲学家,而人生理想又是其理想学说的精华所在。在他看来,人生是人们以对人性与人道的真理性认识为根据而确立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正确认识自我,准确理解、处理好个人和他人、社会的关系是确立科学的人生理想的前提;在扬弃中国古代和近代人生理想学说的基础上,认定“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当代中国人应当倡导和追求的人生理想。     

葛洪及其人生哲学

葛洪的人生哲学与其人生际遇有关。葛洪人生观的形成是由儒而入道,最终立足于道,其人生哲学总的表征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行善升仙、得道匡世是葛洪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其所认为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是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核。     

“思想史”的书写及其“自我规训”

<正>一、作为“写”的“历史”之“思想史”“思想史”的书写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思想史”的书写之所以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它是“写”的“历史”。在思想史同哲学史混而不分的年代,冯友兰先生便在其名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绪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有“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1))。从理想出发,我们希望“写的历史”同“本来的历史”保持一致,但事实上“写的历史”不过是基于“本来的历史”的一种创造,     

精神贯注的博学

华东师大出版社即将发行的“中国精神系列”丛书 ,系从徐复观先生大量杂著中选编而成 ,计有《中国人的生命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国的抗议精神》、《中国的世界精神》、《中国学术精神》五种。本文是笔者为所编《中国学术精神》一书写的前言。徐复观的写作 ,涉及的范围至广 ,所论的问题至多 ,但是 ,万殊一本 ,他的文章 ,无一篇不是在发露和表现着一贯的精神 ,无一篇不是性情率真而元气充沛。本文主要谈了两点 :一是对历史上儒家传统本着仁学精神 ,为转化政治、缓和专制所作的努力 ,徐先生进行了深入发掘 ;二是对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关系 ,以及扩而大之 ,对思想史的治学方法 ,徐先生的集中论述和他自身的具体实践。     

汤显祖《牡丹亭》的“宗唐”旨趣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导言：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书》二十八年的历史，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读书》译介了大量理论，推出了重要话题，形成了独特的“读书体”风格。同时，知识分子当下的文风值得反思。     

伦理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读《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朱贴庭副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是一部新见迭现、分析深刻、确有特色的专著,是伦理学史研究的又一新成果。写中国伦理思想史,最忌与中国哲学史雷同,或者以中国哲学史框架加上道德术语拼缀而成。该书基本上摆脱这一窠臼,多从伦理学原理的视野去分析中国伦理思想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显得“伦理学”味道十足。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出现的范畴、概念、命题和论争,作者均有清楚的界说,绝不以古释古,使人坠五里雾中。试以义利之辨来说明。这一论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了,迄今还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之中,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大问题。作者敏锐地指出:“义利之辨,发端于春秋,至战国成为诸子思想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以后又一直贯串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全部进程。”(22页)这当是不刊之论。但作者不满足这     

论曾子《大学》的章法结构

曾子《大学》作为“四书”之首，是由“句〈章〈书”三级组合的袖珍型书本，其思路清晰，章法严密，句间关系和章间关系贯串了“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之道。     

思想史家的文学研究——徐复观教授《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续篇》读后

徐复观教授的《中国文学论集》,和《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五版、1981年初版)是两本极富有特色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著.徐氏生前著有《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以及煌煌三大部的《两汉思想史》等重要著作,在港台学术界思想界有着决定性的贡献.作为以治思想史而著称的学者,以思想史家之眼光,透视中国古典文学,是以形成《论集》和《续篇》的最显著特色.鉴于徐书在大陆尚未出版,他颇具特色的研究还鲜为人知,我打算从上述角度撮述此二书的若干重要内容,介绍于海内同行,庶可有助于增进海内外学术文化的交流.     

庄子“以道观之”探赜

“以道观之”,体现了《庄子》最基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一方面,庄子承继老子,也将“道”作为其理性思维的根基;另一方面,庄子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切体悟皆溶入了道的意蕴.“以道观之”的思维模式,既构筑了中国哲学最早、最完备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体系,又展现了庄子丰富而深邃的自然观、气韵清高的人生哲学和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     

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

人们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结构,常一言以蔽之曰:情景交融。而我则认为,情景交融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理想范式。如果我们从诗歌创作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中情(意识)与景(物象)的结构方式至少具有三种不同的审美范型:(1)物感型,以《选》诗(即八代之诗)为典范;(2)直觉型,以唐诗为典范;(3)内省型,以宋诗为典范。宋代以后的诗坛有学《选》、学唐、学宋的各色流派,不仅说明“选体”、“唐音”、“宋调”这三个概念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内在美学结构,而且也说明它们作为诗歌的审美范型已为后人所认可。王昌龄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约略从主客体关系涉及到诗的几种审美范型,启示我们从心与物的二元关系上来探讨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及其嬗递演变规律。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转化与创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觉、完整、系统追求的理想人格,这个理想人格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的统一中去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重视与追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认识与揭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只有在“根”与“魂”统一的人生实践之中才能真正立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两个相结合”之间的相结合,为塑造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转化创新路径。     

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以《六一诗话》为例

不少学者以中国古代诗话之“闲谈”性与“零乱”性而鄙薄之。而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中国诗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却并非如此。所谓“闲谈”并不是指创作态度的随意,而主要是标举一种新的诗文品评方式;而所谓“零乱”,也不是说作者思维混乱,缺乏逻辑,而是作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境界与人生境界的表现。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