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

刘禹锡以“诗豪”见著唐代后期诗坛 ,① 纵观其人情诗性的发展生成 ,佛禅的影响既厚且大。从前期唐诗的“士宦禅隐”到后期唐诗的“贬官禅悦” ,刘禹锡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皆因其对佛禅命意深切独特的颖悟与理解 ;世界呈示的“恒在性” ,使诗人悟到“悟不因人 ,在心而已” ,佛禅之于时空的超越 ,旨在见性归心 ,有此依傍 ,诗人笔下的物事就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透辟的佛理加上对现实清醒的认识 ,使刘诗渐渐起了议论因素 ,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变化 ,“似议非议 ,有论无论” ,唐诗发展到刘禹锡时代显露出唐、宋诗缓慢过渡的种种征兆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多年来,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我们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对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评价很低,这又常常同贬低马克思早期著作联系着。他们对待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常常一言以蔽之曰:那是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产物,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非历史主义的,是不科学、不正确的。本文想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以及马克思是怎样对之进行批判改造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哲学界的同行们。     

代“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多重意蕴

天人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先秦开始,辩析天人即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由此形成的人文传统则绵绵不绝。明清之际,以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为背景,天人之辩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展开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各个侧面。当然,时代的变迁使明清之际诸儒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后者从一个视角展示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体系的转换。     

论王夫之关于人的价值学说

<正>人的价值问题,是人生哲学、价值学和伦理学和重大理论问题。古往今来,一切真正关心人的生存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前景的人们,莫不关心人的价值问题,生发着对人的价值的不尽思考与上下求索。这不仅因为人类社会是价值化的世界,人的生活是价值化     

先后天学说与儒道思想

本文以中国易学史上颇为重要的学术命题"先后天学说"为例,从儒道互动的角度,揭示这一学说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全文先论"先后天学说"源于儒家经典<周易>的<文言传>,以及与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密切契合;次述"先后天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学术义蕴的衍扩,尤其注意揭示宋代"先后天方位"说所体现的儒道思想融通互动的学术特色;最后阐明"先后天学说"之"体"盖源于<文言传>,其"用"着重展露于宋人的"先后天方位"之说,并指出"先后天学说"的本质,是以超越时空的博大思维理念,考察宇宙、大自然、人类社会的化生之道,此间穿插着儒家以有为本而有无相生的互补精神,与道家以无为本而无所不为的超脱宗旨.综此三端,得出本文的结论:中国易学史上出现的"先后天学说",是儒道思想互动的至为典型之例.文中评述"道法自然"的哲理取向,揭明宋代学术界潜藏着"儒道互动"的人文精神,比照"先后天方位"互转禅代的哲学内涵等,皆属作者较为精到的学术创获.     

论洛克关于“反省”的学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洛克是二元论者,因为他在坚持感觉是认识的来源的同时,承认反省也是认识的来源,而后者正是洛克哲学的唯心主义因素。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就持这一见解。近几年,国内有些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但是他们往往基于洛克是直观的反映论者,肯定他关于反省学说的唯物主义性质,却没有把握住它的更加积极的因素。我们主张:洛克关于反省的学说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他重视“反省”,表明了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主客体在认识中的辩证关系。     

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

“唐宋变革期”学说 ,在日本已讨论近一个世纪 ,但是大陆史学界却迄今不能直面此说 ,故而加以介绍 ,并略抒己见 ,以期引起注意。     

庄子“天”“人”说的现代启示

庄子的“天”“人”说表达了万物为一的宇宙整体观念,说明了人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以及人应当顺应自然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观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的学说

马克思是以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己任的伟大革命家,他的浩瀚著述如同他的全部实践活动一样,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人,忽视过人。尽管他历来反对抽象地、孤立地谈论人的本质,但在其学说中却包含有丰富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的表述形式并不是严格的同一的,但是,既然我们承认只是表述形式的不同,那么就应当承认在内容上有其内在的统一性,进而应当给自己提出如下的任务:从马克思这些不同的表述中找出其内在的、内容上的统一性。这无论是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学说,还是对于正确认识现实的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关于“气韵学说”的几个问题

以书法和绘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具有自己独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传神论”及“气韵学说”尤其是“气韵学说”这一理论中.其理论内涵表明艺术之美的极致是要在作品中传达出生命之气生生不息,如音乐、如诗意般流动的美.这一崇高目标的取得,不仅仅在于单纯的技法修养,更在于养气,在于人格的培养,在于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深切体认.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永贞革新”失败后的刘禹锡与柳宗元

我国中唐时期的“永贞革新“,是反对宦贵擅权、藩镇割据和维护大唐统一的一个历史事件。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场革命的中坚人物。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人生旅程坎坷孤寂而又自强不息,悲壮而又峻洁。     

学习化社会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实现自身发展是人类亘古既有的追求。实现全面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在汲取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马克思创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使人类这一美好的理想成为一个科学体系。今天,知识经济的大潮正悄然兴起,它将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知识老化的速度日益加快、更新周期愈来愈短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我们仅靠现有的知识已不能满足时代及终身学习的需要。今后的社会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不仅要求人们工作出色,而且需要旨在使个人优势不断加强的学习进取心。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是教育的最终目标。那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学习化社会的交会点究竟在何处?在学习化社会中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一学说?这是必须要加以探讨的问题。     

关于人的学说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

要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不仅需要从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且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人的学说发展的历史,不仅能使我们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人的学说同它以前出现过的人的学说之间的联系,也能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     

谈谈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杞人”本来应忧天

中国人曾流传着一个具有浓厚哲学意味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杞国有一个人,忽然在一天发起忧愁来,担心天地可能崩坠,自己没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从此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知晓此情的人也大为他的忧愁而忧愁,想方设法地来安慰他,说:天地不过是积气,无处无气,就如人呼吸一样,终日行止,用不着担心它们的崩坠。当时有个哲学家叫子列子,颇感杞人无事忧天倾的可笑。他认为,言天地崩坠者是谬误的,言天地不会崩坠者也是谬误的。关于天地,人所不能知也,就如“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参《列子·天瑞篇》)。在这之后,中国人有了一句很为实用的成语:     

人文关怀辨正之三：“有人学说”与“无人学说”的统一

现代西方哲学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划分容易给人造成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是两码事的错觉,而学界对自然科学是否具有人文关怀也颇有争议。其实,人文关怀是"有人学说"与"无人学说"相统一的关怀。"人文学说"与"人文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当自然科学为各种社会学说所左右时,就会产生人文失调或人文危机。     

关于春秋典籍中的“人”与“民”

一九七六年二月,《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经过该书作者进行了所谓“根本修改”再次出版。既名“新探”,又是七十年代修订出版的著作,人们会以为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论语》的研究有什么突破。然而,它不过是对几组普通词语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考证,其中最主要的一组就是“人”和“民”。据作者说,他“发现了一件颇为有趣亦相当重大的事实,即孔门所说的‘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作者断言:《论语》中的“人”专指统治阶级即奴隶主,“民”专指被统治阶级即奴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学说的四重维度

随着1844年开启的哲学性变革,马克思在人的本质研究领域也开始了一场深刻革命。自1843年起,马克思提出了6个有关人的本质论断,但这些论断并不是混乱无序的。马克思在确认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排除了人的本质的外在化后,以实践为逻辑主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阐释了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突出了人的共同体本质、社会联系本质;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了人的个体本质,从而为我们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有逻辑、有层次的完整图景。     

刘禹锡两首“桃花”诗新解

历来诗评对刘禹锡游玄都观写下的两首桃花诗,都认为是讽刺当朝的讽刺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从诗的本身与创作背景、诗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交游几方面加以探讨,认为第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不是讽刺诗,而第二首《再游玄都观》则确系讽刺诗。先看《旧唐书·刘禹锡传》对这两首诗的评介: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欲复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讽,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乃改授连州刺史。“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己,复作《游玄都观》诗,序     

“西北学说”与大革命的失败

“西北学说”的实质是右倾逃跑主义;是鲍罗廷的理论;它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恶性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使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是大革命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