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造字法的文化内涵

“六书”理论中的象形造字法是先民智慧的结晶。用象形造字法所造的字 ,既是语言的书写符号 ,又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从象形字中 ,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演进轨迹。     

“假借”也是一种造字的方法

“假借”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阐释的“六书”理论之一,后人的解读众说纷纭。“假借”究竟属于造字法,还是属于用字法,成为论争的焦点。从实例分析中得到证明,我们应该把“假借”视为汉字演变的过程,它是汉字的使用方法之一：但从“假借”过程的结果来看,它又创造了一批新的汉字（同“形”而且同“音”）。     

浅论古人的造字智慧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永葆青春的文化精灵.它的创制,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也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心血和智慧.而这种智慧的集中体现,就是传统“六书”.     

全面认识“会意”造字方法

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两种会意造字方法,一种是通过形象化的图形提示词义的形象会意方法,另一种是通过字的组合来解释或提示词义的抽象会意方法.长期以来,人们仅把抽象会意字看成会意字,而把形象会意字看成象形字或指事字,这种片面的看法既不能准确地理解会意字的造字意图,又导致"会意"与"象形"、"指事"两种造字方法的界限不清.     

六书转注散论

六书转注,既是造字法,又是识字法.它要求根字把负载音义的形体转运灌注入转注字内,转注字和辈乳它的根字之间声共一类,形共一首,意义相通.转注造字法造出的是一组同源同根字.     

殷商甲骨文初造字造字机制研究

文字系统内字符的形成是有先后层次的。按文字系统中字符形成是否参考了系统内已有的字符将其分成两个层次———初造字与新造字。根据此造字机制理论对殷商甲骨文初造字的造字机制作分析。甲骨文属自源文字,其初造字存在仿拟机制和吸纳机制两种造字机制,两种造字机制分别有各自的特点,并且不同的造字机制对符号体态的影响也是存在区别的。     

论汉字造字法中的隐喻性思维

汉字是用比喻、借代、象征、婉曲等隐喻性思维模式将“世界图式”与物质符号融为一体的文字,它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广阔的想象和联想的世界,是创造主体对自然、人生的心灵化再现。     

论《说文》“转注”及相关问题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转注"属于造字法问题,但讨论的并不是具体某个汉字的构形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汉字孳乳繁衍过程中的规律原则。应该认识到汉代学者的"六书"概念具有层次性,他们谈论的"造字法"不仅仅是汉字字形的形成问题,还包括如何用文字记录语言中的词语意义问题。     

郑樵的"六书"创见

《六书略》是将六书理论与汉字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文字学的著作,虽然从理论到归字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作为全面以六书统属汉字的著作,其开创之功是必须承认的。可以这样说,郑樵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第一个撇开《说文》系统以六书条分所收汉字的文字学家,其理论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较大。     

“转注”是一种很重要的造字方法

“转注”是一种很能产的造字方法,可以定义为：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增加、改变偏旁造出新字的方法.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三个阶段,“转注”在由假借到形声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严复"六书乃治群学之秘笈":汉语的现代转型与知识范型的建构

严复在市肆——market、直——right、小己——individual、计学——economics等词语的翻译中,实践了他所谓的六书乃治群学之秘笈的现代格义方法:通过英语词源考古与汉字造形考古的方式贯通中西字义,从而确定汉语译词,其语言实践无形中批判了拼音文字先进而象形文字落后的价值取向。从奠定现代汉语词语的基本意义看,严复的语言实践完全可以称之为元语言实践;如果从中国现代知识谱系的发生角度看,严复的语言实践可谓元知识范型的建构。元在此意味着现代汉语创生的起始以及现代知识谱系转换的起始。     

法律的直接本源不是人而是给人定位的社会关系——"人本法律观"质疑

针对"人本法律观",本文指出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人论法,只有"社会关系"才是法律的直接本源.文章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对法本源问题和相关改革的看法:法本源研究应以恩格斯"两种生产"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人的"社会关系"这一客观基础;法本源研究应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为指针,深入认识社会关系对人的定向作用;法本源探讨应沿着马恩关于法的产生及法的功能的论断推进,才能得出与之相协调的应有结论;政治法律改革应遵循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找到创新理念的真实基础.     

中和并非折中主义

长期以来 ,中和是被列入批判之列的 ,原因之一就是把它视为折中主义。实际上 ,中和并非折中主义 ,它有着存在的余地和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要承认中和的存在和价值 ,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精华之一 ,当然也不可以把它绝对化     

三星堆为商灭蜀仪式说

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方形遗址坑,反映的应是异族征服所致国家祭祀系统毁灭事件,是蜀亡国的象征。根据遗址所见与商代祭祀的近似性质,判断三星堆应是古蜀国被商朝征灭时,商朝巫师为所灭蜀国诸神举行的大规模遣送神祇回归神界的仪式遗存。这些方形坑所见仪式的性质,是商朝人按照严格的宗教仪式规范进行的、以废毁蜀国"天地百神宗庙之祀"为目的的大规模灭绝行为,其意义乃是通过消灭其国家祭祀系统而灭蜀国。     

童贯曾任"宣抚使"而非"宣徽使"

童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曾担任陕西等地的"宣抚使",而<宋史·贾炎传>及<大金国志>却误作"宣徽使",这是两种不同的职官,应予以订正.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全球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

全球化浪潮的推进,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也容易使人们产生西方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认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趋势理解不深刻;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负面影响及过去“左”的思想影响,也是造成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化这一误解的因素之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们的视线,同时也有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的加入,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化的影响等。     

《龙城石刻》应是柳宗元手迹

《龙城石刻》又称“剑铭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真伪争论不休。从石刻内容、书体风格、书家个性及其流传过程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龙城石刻》都不是宋人伪作,而应是柳宗元手迹。     

"新闻自由"不是科学的用语

“新闻自由”的说法于理不通,它不符合现代汉语的构词习惯。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宪法都只有“言论、出版自由”而没有“新闻自由”。而且,“新闻自由”一词有多重含义,可以作多种解释,简单地把“新闻自由”列作公民权利会带来混乱。因此,“新闻自由”不是科学的用语。而“出版自由”虽有宪法和法律作依据,但“出版”一词不能涵盖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的传播媒介,因此笔者建议使用“新闻出版自由”这个变通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