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贤毕至,会师中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论坛综述

2010年11月举行的＂逐鹿中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论坛＂,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为主题,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等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政府责任三大论题,深入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与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倾向、文化遗产学学科成立的概念与范畴及课程设置、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等基础或前沿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如何科学界定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核心范畴,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化的关系,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概念、范畴是什么、如何形成本学科的研究范式,高等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政府应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结合起来等。这些问题既为相关领域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学术背景、理论参考与学理支持。     

彝学研究在美国：兼谈彝学学科名称术语国际化——基于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图书馆馆藏彝学文献的实证研究

[提要]为了调查彝学研究在美国的现状,本文以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图书馆馆藏彝学文献数据为例,从文献来源、主题分类、期刊种类、媒介语种和问题对策五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彝学研究文献在美国呈现来源广泛、主题多样、期刊众多和语种丰富等特征;彝学研究已成为一个国际显性学科,国际彝学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体存在。但也发现,彝学这个学科还未形成统一的英译名称术语,五个检索词,除了Yiology,每个检索词均存在不相关文献干涉现象,需要统一彝学学科英译名称,为其进一步国际化提供必要的术语支持。在对五个检索词作为学科英译名称进行优劣分析和互联网文献实证研究后,根据彝学名称英译的劣构问题性质和英语学科名称构词法,提出彝学学科名称英译Yitzuology和Yitsuology两个可能选择,希望能为彝学研究的国际化和规范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主题学与人类学关系之考辨

主题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不仅在学科基础上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而且在学科发展实践中,也有着很多的交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为主题学的研究提供了阐释的依据,另一方面人类学对于主题学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反过来,主题学的研究也势必会形成对人类学研究的有力支撑,进而拓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地。     

关于构建“大学学”的若干思考

现代大学已发展成为结构复杂、具有多元职能和目标的社会组织 ,它的使命和活动不局限于教育的范畴。从“大学”与“高等教育”概念上的差异 ,从已往高等教育研究的状况 ,从加强对现代大学的研究的需要等来分析 ,亟待构建在研究对象、任务和学科体系上与“高等教育学”等相关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大学学”。文章就构建“大学学”的必要与可能、“大学学”学科基本框架和研究内容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智库学：学科基础·现实困境·可能路径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构建中国特色智库学,以推进对智库建设的特点、本质、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智库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意识淡薄、学科定位模糊、学科知识不全,虽已基本具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标准,但目前尚处于前学科状态。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推进智库研究的学科化,加强对智库学的学科范畴、基本规律以及学科架构等智库学元理论问题研究。     

中国美学范畴史研究的一点思路

在分析“范畴”一词之本义与引申义的基础上,学科、学理意义上中国美学范畴史的研究之所以是“合法”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文史上,实际存在有待于建构中国美学范畴史之大量范畴及其群落的思想与思维资源之故。而诸多关于中国美学的命题、范畴及其群落,在思维方式上,是诗性问题的知性思考、天人合一问题的天人相分之研究成果。从而回答了所谓“中国美学范畴史研究”这一提法“难以成立”的看法。     

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归属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

统一战线学是研究统战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专门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独立学科地位还未能确立。准确把握学科的基本规律、基本范畴、基本问题及基本内容是判断学科价值的前提。按照关联学科归类,统一战线学学科是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统一战线学与诸多相关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但与中共党史、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学等学科关联较为密切。     

论“国民经济动员学”的学科建设

通过比较分析国民经济动员学不同研究纲领的问题背景和学科基础,作者认为:国民经济动员学属于管理学科的范畴,其学科体系以管理科学的决策理论为核心,以相关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为依据,以提高动员敏捷性为关键研究路径。文章澄清了国民经济动员学的学科归属和学科体系的问题,这是该学科发展的基础工作。     

现行“发展”范畴界说质疑

“发展”是一个涉及到当代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各层面的重要范畴。“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邓小平认为，和平和发展，乃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整个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重要范畴。经济学研究发展，探索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形式和速度；社会学研究发展，提出“可持续性发展理论”，揭示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带来的后果；自然科学、综合科学也研究发展，目的不仅在于推动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还在于进一步揭示发展一般本质。例如摘理论、…     

《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一至四期目录索引

哲 学哲学与科学 ——评阿尔都塞的哲学观朱熹“太极”、“天地之心”、“仁” 范畴同异辨略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规律和人的价值朱熹在思想主题上对程颐的发展浅谈哲学基本问题 ——兼评“过时论”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谈谈孔子的伦理思想政 治 学略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论《洪范》篇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纲领 经 济 学公司的起源和发展高校财务工作应当为改革开路 教 育 科 学关于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思考重庆市沙坪坝区7-13岁学生身体 发展状况的测量研究当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谈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教学与师 范教育改革加强高师学生专业…     

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借鉴意义

源于19世纪中叶的主题学产生不久便和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以来主题学应用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取得的丰硕的成果。主题学的引入,在研究角度、研究视域等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在文献整理和文化分析等方面都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影响。     

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综评

作为一门分支交叉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本学科的基本话语体系、学科建构等方面尚待深入和取得共识。中国美学本土化学科建设的困境与研究误区、民族美学研究力量的分散和后继研究队伍培养的部分断层,是影响民族美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研究,要立足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视角,既要建立各民族审美文化的主位意识,避免在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整体中"缺席",又要避免"自说自话"而忽视人类审美的共性规律。     

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难题是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根本矛盾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冲突。要解决这一难题和矛盾,中国政治学必须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从注重人文因素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就其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应当从"准官方代言人"转向"独立学术人",从注重于对法律、政策的注解转向质询,减少政治学研究的"过重启蒙倾向",增加"民间性"和"冷漠性"。就其在政治人共同体中的地位而言,应当从"点缀性"、"修养性"转向"首要性"、"必需性"。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应当从"模糊性"、"随意性"转向"严格性"、"严肃性",从注重理论转向注重实践。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性教学？——关于“一流教学”建设的思考

研究性教学在很多高校的教学实践当中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当中,其原因在于将研究和研究性教学相混同。研究以发现新知为宗旨,而研究性教学则应以传播已有知识为己任。让研究作为教学的手段,不是为了以研代教,而是为了寓教于研,避免知识灌输的局面,提升知识传播的效果。要做到这一点,研究性教学应以已有知识为内容,坚持知识的确定性,以便合理设计研究问题,让学生明确自己在知识上的收获,从而为未来从事真正的研究打好基础。     

从复仇文学主题看复仇动机的传奇质素

主题学理论中的母题、情境、人物、题材、主题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复仇主题的特定内容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结构功能,其制约了叙事作品的通体氛围和构思鉴赏。母题在复仇这里,也往往具有了“双重的形式”。主题学视野中的复仇悬念不限于一般的具体本文结构中的伏笔铺垫,它基于并扩散为由对复仇奇趣的涉猎到对人命运的关注,对与人的伦理使命相关的憎爱情感愿望实现与否、何种形式实现的关注。以主题学理论、主题史的眼光来看具体的复仇作品,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的恩怨悲欢,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许多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

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从工具合法性到价值合法性——我国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

权力合法性一直是敏感而又热议的话题。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衷于政治学探究,忽视了伦理学关怀;在谋求合法性的方式上,则倾向于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事实上,权力合法性问题也是个伦理学范畴,在权力合法性的谋求范式上,不仅有工具合法性,还有价值合法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往往侧重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其结果便是造成一种"政绩困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践行的主要是"绩效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以工具合法性为主导,在带来经济社会巨变的同时,也遭遇了"政绩困局"。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即从工具合法性转向价值合法性,实现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齐驱并进的壮丽景观。     

两重困境: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评析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它还使德美关系面临最现实和最严峻的考验。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处于战略困境和同盟困境这两重困境之中。在面临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困境时,美国的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开展对苏谈判,面临考验同盟可靠性的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则决定了美国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与步伐。     

大数据证据适用的三重困境及出路

大数据证据是对海量数据进行筛选、汇总、提炼、形成结论并在审判中使用的证据。大数据证据不同于“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收集的证据”,后者并未对传统证据规则形成明显挑战,而前者将导致大数据证据与传统证据规则产生明显冲突,进而引发大数据证据在法庭适用中的三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大数据证据种类与法定证据种类的不适应,这一困境应通过不同阶段的“三步走”策略逐渐解决。第一阶段,应将大数据证据作为一种鉴定意见;第二阶段,应将大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第三阶段,应放弃将证据种类作为证据门槛的做法。第二重困境是因可靠性质疑而导致的相关性困境,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大数据的黑箱化运行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复杂性。对此,最为简单直接的办法便是公开算法的历史准确率。其中,算法历史准确率公布的主体应是算法开发者(或改进者),因为开发大数据算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计算(改进)正在进行的算法的准确性。同时,为了保障算法开发者(或改进者)公布的历史准确率具有可信度,还应由政府部门牵头,依托具有相应专业人才、技术支撑和监管能力的行业自律组织负责算法的监管。除此之外,必要时还应寻求鉴定人、专家辅助人进行解释,使一般人能够理解基于“数据...     

警察权保障的法理思考

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警察权受到合理限制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矫枉难免会过正,由于过分强调对警察权限制而忽视其保障,导致警察权功能发挥受到束缚。主要表现为：警察权配置缺乏前瞻性,警察权运行欠 缺制度保障,警察权受制于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等。因此,对警察权的保障也是必要的。警察权保障的法理依据为：警察权来源于国家权力的法定性原则,警察权的法律属性隐含着对自身的保障作用,警察权是维护秩序稳定 的基石等。针对当前警察权保障的困境,应通过优化警察权配置、完善警察权运行的相关保障制度、夯实警民法律关系的协调力量等法律路径,促使警察权的保障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从而更有力地保障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