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知识产权(续)

信息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之客体为信息的系统理论,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提出;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许多学者论著、法律、国际文件均接受了这种理论或近似的概念。而在我国,有的学者至今对此十分糊涂(多数法官从判案实际而不是经院法学出发,反倒是清楚的)。一些论著中混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债权的客体、混淆知识产权与物权的特点等等,多是从不了解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开始的。     

知识产权客体之认识

知识产权法学界对于知识产权客体问题的争论,其本质在于对知识产权客体的不同表述方式,知识产权客体的各种表述都未能涵盖所有的知识产权客体。文章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应该是某种特定的信息,而该信息具有不同于一般信息的特殊之处,具备这些特殊性的信息才能够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     

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信息处理技术与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把人们带入了信息时代。信息覆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信息产权的核心仍旧是知识产权。为促使产业界更好地理解与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立法部门更加重视信息立法以使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信息、信息产权及其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将有助于打好中国制订知识产权战略的理论基础。     

经验抑或逻辑:对知识产权客体与对象之争的反思

"客体"与"对象"在词义上存在混用,法学中的"客体"与"对象"应参照哲学认识论作同义理解。刑法的客体理论基础存在逻辑上的失恰性,刑法客体与对象之分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与对象之争的论据并不充分。民法中的权利客体结构实为一种双重构造体系,"平面"罗列式扭曲的权利客体难堪重任。从知识产权权能构造层面来看,知识产权客体也是一种双重构造体系,包括知识产权的支配、使用客体(信息)和知识产权的处分客体——知识产权(利益)。知识产权"客体"与"对象"之争实际上演变成形式逻辑与历史(经验)逻辑之争的命题。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知识产权信息战略

知识产权信息是连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中介和桥梁,介于此,本文拟从信息的角度探索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因而有了本文知识产权信息战略这一命题。     

知识产权还需要占有制度吗?——知识产权给占有制度带来的困惑与重构

民法物权中占有制度的产生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前提条件 :产权信息交流的不对称性、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性和权利客体的物理可独占性。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不具有物理独占性 ,因此根据知识产权法的一般原理 ,知识产权权利取得、转移等的公示方式是登记形式 ,不适用占有制度。但是 ,知识产权交易中同样需要保护交易的安全性 ,在某些情形下 ,如因真实权利人与实际行使人之间脱节而导致信息不对称 ,仍然需要适用类似于占有的制度 ,如善意取得等 ,来对知识产权客体的持有人及其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进行保护。因此 ,在知识产权交易中 ,不应绝对地排除适用占有制度 ,而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对占有制度进行重构。     

对邬焜和肖峰两个信息哲学观的比较研究——读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和肖峰《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

邬焜和肖峰分别在《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等论著中阐述了各自的信息哲学观。在如何理解信息哲学、信息哲学是否带来了全新的哲学革命,以及在如何揭示信息本质等问题上,邬焜信息哲学表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风范,而肖峰信息哲学则显示出既坚持近代哲学的诸多思维传统,又继承现象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尽管邬焜和肖峰都力图为信息时代人的生存发展寻找理论根据,但二者在信息哲学观上仍然尖锐对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现象学的当代冲突。     

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

知识产权的各个特点主要来自于智力成果(知识)的共享性,而其所以具有共享性,是因为其本质上属于一种特定信息,由此才导致知识产权乃至信息产权与物权的巨大差异。共享性只是知识产权客体的属性,而知识产权本身却是专有的、排他的。权利的本质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知识产权中利益归属的单一性意味着知识产权本身不存在"多元性"或"多重性"。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的对象可以无数次地"再现",只是避开传统使用的关于知识产权客体无数次的"可复制"概念,并未建立任何新体系,只是文字游戏。     

知识产权客体基本属性刍议

客体是一种权利的逻辑起点。一种权利的客体对于一种权利成为其自身而与其他权利相区别至关重要。在我国,知识产权的客体一般认为是无体物,从而认为无形性是其基本属性。其实,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对象是一致的,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与物质产品(即民法意义上的有体物或物权的客体)相并存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非物质性是其基本属性。民法典严谨科学的体系必须建立在对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一系列民事权利的相对准确界定和清晰区分基础之上。     

知识产权保护的灰色地带

就网络上的知识产权保护 ,阐明法律调整的基本设想 ,并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机器人及其智力成果能否成为知识产权的法律主体、客体问题提出若干观点与商榷意见。     

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略

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科学解决其研究范畴之惑,厘清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与法理学和民法理论的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理论与西方资本主义知识产权理论的关系等三重关系,在适用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前提下,以类型化研究为基础,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无疑是最适合知识产权法这一特殊法现象的系统研究方法。     

公民宪法财产权略论

我国学者一般未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相区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借鉴西方财产权的基本理论,分析它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意义。     

信息许可协议的效力寻求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合理边界

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价值日益彰显,但现有的知识产权法没有给予信息恰当的定位,信息许可协议成为信息生产者价值实现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者认为,超越知识产权法定边界的信息许可协议无效。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尊重合同自由,法定知识产权只是协议的模版和缺省规则。信息许可协议是一把双刃剑,在知识产权出现类型化不足时,可以有效填补知识产权的缝隙,但借助协议任意创设和扩张知识产权,则将侵蚀公共领域。必须为信息许可协议划定一个边界,在遵循合同法、竞争法等一般原则基础上,在信息产品的可替代性、信息使用者的类型、信息使用目的以及限制性条款的影响等具体环节作出理性的判断。     

公共信息资源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研究

本文分析了公共信息资源利益链上的多元主体,论述了知识产权与公共使用权的对立与统一,在此基础上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公共政策、维护社会公众利益、限制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重视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几个方面探讨了公共信息资源利益链上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     

加入WTO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20世纪末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高技术迅猛发展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知识产权保护被纳入WTO规则的调整范围。WTO规则从法律上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联系 ,形成了涉及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较全面的高水平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 ,并要求其成员必须接受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保护知识产权 ,从而大大提高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水平和保护力度。中国加入WTO ,必将对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因此 ,加入WTO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不仅是法学理论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且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重要课题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探讨

对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所涉及到的信息加工、组织和传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对中关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现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所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并就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构建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教育体系

高校知识产权教育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针对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高校知识产权教育现状入手，借鉴日本知识产权教育管理经验，提出构建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教育体系的观点，并就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及教育体系问题进行了分析。     

绝对权，还是相对权？——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权性质澄清

绝对权以不特定人为义务人,相对权以特定人为义务人。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权是相对权,不可能“物权化”,也不可能对抗第三人。不特定第三人非法使用智力成果,侵犯的不是许可使用权,而是能权。笔者建议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中规定独占许可使用权人享有诉权,明确该诉权的法理基础是人身自由权之定向表现形式——能权;同时规定独占许可合同应公示备案,否则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