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体验看谢灵运与鲍照山水诗之差异

同谢灵运努力将自身融于山水 ,于此间取得精神之止泊安顿不同的是 ,鲍照是要以跨山越水 ,藉空间之开阔来伸张其生命力量。二人在山水的空间体验上一为内敛静谧 ,一为扩充激荡。反映在具体诗歌美学风貌中 ,前为肃穆清秀 ,后为隽逸激荡。而此种差异 ,追到根源之处 ,即关乎二人生命气象之健与否     

秦观词“伤心”基调之呈现

秦观被称为“古之伤心人”,翻阅秦观现存的词作,孤独悲伤的感情基调始终弥漫其中。秦观无解的“伤心”构成了秦词独特的面貌,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题材内容上多写羁旅行役,借离愁凸显身世之悲;二是在艺术层面上多营造一种隔绝而迷蒙的境界,来象征内心的困窘与迷茫;三是思想情感和身份认同上透露着无处可安的贬谪之痛与困于牢笼的逐臣意识。     

“人的觉醒”语境下的谢灵运山水诗创作

＂人的觉醒＂是对魏晋南北朝政治混乱,社会痛苦的反弹。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是这种反弹的意识形态的衍生物之一。本文试图从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方面,探讨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思想根源和艺术成就,以及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

先秦两汉是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中已经出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楚辞》中山水景物的句子大大增多;渐趋于具体;景与情进一步契合交融;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汉代赋体的景物铺叙更加细致,更加具象化。魏晋则是山水诗的催生期。曹公父子感怀、宴游、游仙诸诗标志着山水诗阵痛的到来。文章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有三大催生因素：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景物诱发了诗人的灵感;隐逸、隐居山林之风盛行;五言诗的日臻成熟。而山水诗最终完成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其特点是将山水作为自觉的、直接的、特定的审美对象,将山水情化诗化,而又极貌写形、刻画入微。     

从谢灵运到王维——山水诗融入情韵与理趣的逻辑进路

如何处理山水诗中情韵、理趣和山水景物的关系是山水诗演变的关键课题,是山水自然审美意识的是否成熟的标志。作为山水诗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谢灵运和王维搭建了山水诗艺术的整体框架和格局,完成了山水诗从产生到成熟的演进历程,展现了山水诗融入情韵与理趣的逻辑进路。这是对魏晋以来的山水诗传统的关键课题的辨证解决,即以一种最坦然的风度体现了曲尽物态与妙写心境兼得而美的诗学美学目的。     

“巧似”抑或“自然”？——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征辨说

谢灵运在山水诗的创作中刻意锤炼词句,力求"巧似",山水景物描写努力追摹自然之真、巧夺造化之妙,以至于有些诗句达到了"自然"之境界.一言以蔽之:千锤百炼,力求"巧似","巧似"之极,便是"自然".     

谢氏家族的庄园经济生活与谢灵运的山水诗

刘宋世家大族杰出作家谢灵运之所以在山水文学创作中取得如此突出成就,是因为其家族的庄园经济生活状况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谢氏家族富足奢华的庄园经济生活催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并影响其山水诗的创作题材、情感状态、精神境界和审美取向等方面。     

田园躬耕中的历史想象——论陶渊明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体物之妙,触物肖形,都成绝境,其诗中兼具画工和化工之境界。细究其然,首先,在于陶氏田园躬耕中真切的情感体验;其次,在田园躬耕中儒道交融而又自成境界,超越门户之见,兼容儒道,最终达到一个澄明的境界:万物之妙和诗人胸中之妙的水乳交融;第三,栖息田园,神游太古,使得其诗歌中具有理想和历史的双重意蕴。正是这多重的复式情调,形成"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丰富内蕴,并构成了陶诗迥异于他人的艺术特质。     

家园体验与汉晋纪行赋山水物色的呈现

羁旅纪行中的价值困境引发向往家园安顿的精神需要,山水作为补偿家园失落的重要文化因素,就成为展现行役之人追询家园的心理流程的典型形式,这也是山水审美依托行旅活动得以萌发产生的重要文化动因。汉晋纪行赋中山水物色的呈现形态,延续着《楚辞》模式中的楚调山水,逐渐发展为重视描写技巧和山水形质美感的山水赋,由对立于家园感的异己形态转变为怡情畅神的亲和形态,这种文体变迁与晋宋山水审美思潮的发展脉络是相应的。从“居”与“游”的角度看,陶、谢田园山水在文化意蕴上的差异,也可以从家园体验这一独特视角找到解释的依据。     

“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八和”家园的“幸福密码”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一千多年前,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出了一派和谐幸福、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并成为世人孜孜追求的理想生活。今天,重庆市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卧龙凼社区龙洲锦绣小区的“八和”幸福家园正在演绎着一个现实版的桃花源。     

崔致远与陶渊明的诗歌意象世界——两位孤独诗人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诗人崔致远与陶渊明生活在不同时代、来自不同的国度,却在他们各自所构筑的诗歌意象世界中进行着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他们诗中的"羁栖"、"归去","家园"、"悠闲"和"孤独"意象是跨跃时空的共鸣。     

盛唐山水诗“派”的特殊生态

盛唐山水诗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一种无派而却比有派还要融洽一律的"派"的联系和生存状态.从生态思维上考察,这种流派有其自身的生态形式和生成因果,文章中研究了这种生成的关联性,以群落的关联来显示其规模效应,显示其增殖方式,显示其特异风貌.文章认为,盛唐山水诗派的组合形式是三方面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态是:多边关系的开放性、相对独立的稳定性、聚散自如的动态性.     

唐代山水诗“情”与“境”中的隐逸情愫的传递

由于受到隐逸文化精神中悲剧因素的影响,很多唐代的山水诗蕴涵着诗人幽独的"情境"和诗作静谧的"物境"。忠实传达这些"情"与"境"中的隐逸情愫成为译者不可忽略的问题。"情境"与"物境"融合升华为"意境",二者缺一不可。一个格式塔的整体意境构成取决于"情"和"境"的完整再现,因此,译者要"情"与"境"兼顾,既要对诗人的创作心理和历史文化背景多几分关注,又要透过语言文本解读和挖掘出诗作中蕴含的"忧情"和"幽境",从而使得诗中幽独的"情境"与静谧的"物境"互为作用、双向映现,更忠实地传达出"情"与"境"浑之上等"意境"。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无我之境”

陶渊明把自己同自然圆融为一,能泰然地对待一切烦扰,从哲学意义上进入了“无我”的境界,这为他诗歌最终达到“无我之境”铺平了道路.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真实、朴素、自然、平淡、通俗而又精炼,许多论家把这一风格称为“自然”,这正是“无我之境”的诗意表现.陶渊明的田园诗能够达到“无我之境”,这与他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终归自然是密切相联的,是一种自然之性的表现与折光.     

论谢灵运山水审美的发生机制——兼论当下学界对谢诗“玄言尾巴”解读的失据

魏晋玄学与魏晋山水审美的联姻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完成的,具体到谢灵运来讲,他的山水审美则主要是从把山水之爱当作人的本能需求的角度切入的.由于把人的山水之爱归结为人的生命本性对自然美本身的本能追寻,而并不像有的士人那样,只将山水视为某种哲理或某种生命境界的展现,如此就使谢灵运的山水审美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一改对景物静观默照式的悟赏,而为兴味盎然,近似疯狂的邀游;二是在山水诗创作鼢中对山水美本身有了更多的关注.谢灵运山水审美机制的改变与魏晋玄学对人性至善的积极肯定密切相联系,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诗歌总有一个玄言尾巴,主要是由于对于他的山水审美切入方式发生误读造成的.     

简论“道”与“禅”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体现

中国山水诗较好地体现了中国人与自然山水亲密无间的生活态度。本文以陶渊明、王维的山水诗为例,从美学角度分析了初期山水诗及王维山水诗当中的道气与禅味,并分析了中国语境中诗画融合的问题。     

“写出人物的个性”写作导引

解释：比喻极有才华。 南朝宋国的谢灵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山水诗作家。 他写的诗艺术性很强,尤其注意形式美,很受文人雅士的喜爱。他的诗篇一传出来,人们就竞相抄录,流传很广。宋文帝很赏识他的文学才能,     

论“诚斋体”山水诗的世俗化倾向

无论从诗歌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还是诗歌所创造的山水境界来说，“诚斋体”山水诗皆有别于传统的山水诗歌，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这种世俗化倾向的形成与他的时代和个人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