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明起源考(文字篇)

古代文献中“禾、和”通用,这为寻找“和”的源头提供了线索.《说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虽点出了“禾—和”的语源关系,但却倒因为果.抽象概念“和”应是建立在具体称谓“禾”之上的.甲骨文中有“”,本义为“求禾”,即用口(言语)祈求禾谷丰收,因而造出“从‘口’、从‘禾’,‘禾’亦声”的字形来.     

释"穆"--兼谈昭穆的礼乐涵义

<说文>释"穆"为"禾",义甚笼统;训" "为声,又与<说文>训" "从 得声不协.文章从钟鼎文中找出结构与"穆"相同的縣(懸)字为例,证明穆字义非禾属.穆为合体字,会悬钟和鸣之义,所从"禾"乃"木"之形讹.为何中国古代要用昭穆来命名祭祀秩序?文章指出"穆"源于音乐的和美,而和美的乐声应该遵从音律的规则,故昭穆寓意古人效法有序的音律以规范人群的和睦.     

“羹”的文化解读

古代字书对“羹”字词义的解说各不相同，不同时代的解说，反映了远方时期人们对羹的理解，同时，淫浸着古代人民的文化心态因素，后来“羹”由五味调和之义而蕴含“和谐”、“和顺”、“和同”等文化义，这种道德观念，千载以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     

《荀子》校释笔记二则

《荣辱》原文: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俞浊者,口也.杨倞注:洁其身,则自清也,但能口说,斯俞浊也.俞,读为“愈”.高亨:“口”疑当作“厶”,形似而误.“厶”古“私”字.《说文》:“厶,奸邪也.韩非曰:‘仓颉作字,自营为厶.’”“私,禾也,从禾,厶声.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是“厶”乃“公私”之“私”,“私”疑是“私田”之“私”,二字义亦相通.禾按:高疑“口”当作“厶”.观上古字形,“口”作,“厶”作,似无由致混.“口”字无需改,即“言语表达”义.《书·说命》“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之“口”即用此义.欲使人认为“清”,应以行为示之,辩说不仅无补于事,反会致害.故杨倞说深得其旨.     

阉割文化看“去势”

“阉割文化”伴随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生而大行其道,也为“去势”引入了“阉割”之义。动物“去势”有三种作用,驯化、使肉 质肥美以及贸易垄断;而人之“去势”是封建君主制巩固皇权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有驯化之用。由古至今表示“去势”之义的词 也是不胜繁举,对此类词汇的搜集和整理,对农耕文明以及阉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古字、古词的考释都具有重 要价值。     

说甲骨金文中表祈求义的■字——兼谈■字在金文车饰名称中的用法

(3)辞的“年”泛指谷类作物的成熟,《说文》:“年,谷孰(熟)也。”《谷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宾组、出组等卜辞说“～年”、“受年”,历组等卜辞则说“～禾”、“受禾”,其义当同。(6)辞的“生”,不少人认为是生育的意思,我们认为其义应近于“子”。古汉语名动相因,所生之子也可以称为“生”(古书中多写作“姓”)。《广雅·释亲》:“姓,子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姓者,生也,子孙之通称也。”“姓与生,古同声而通用。“《左     

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历史典型。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格义”起过重要的作用。“格义”盛行于两晋,故习称此时为“格义”佛学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两晋以后,“格义”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般若学和湟槃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由于“格义”模糊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这就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经过“格义”,使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被改造而变形,也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开辟了途径。因此,“格义”确实“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陈寅恪语),不能仅以佛教“迎合”中国文化视之。     

多维视域下的先秦儒家“和”思想研究

"和"是在"龢"、"盉"二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原始含义是指乐声的调和以及酒水的调和。先秦时期,"和"在保留其原始含义的基础上,也经历了一个意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它既可指自然事物、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可指个人与社会、社会共同体间关系的和谐,还可指天人关系、身心关系以及各心理因素间关系的和谐。"和"思想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对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臣”字说解质疑

通过分析“临”、“望”、“紧”、“贤”等从“臣”汉字的形体结构,认为今天的“臣”宇字形有两个源头：其一,“臣”像人被束缚之形是造字之本义,其义乃由“缚”而“牵”,由“牵”而称被牵者为“臣”,很自然地引申出了“奴虏、臣仆”等义,是为正解;其二,“臣”像竖目之形,则是一种误解和讹传。     

唯有"文采"不成"文"——先秦"文"的三维建构

先秦的“文”,其涵义为一个一元形态下的三维建构:于天地而言,为天地之心的外现;于人而言,道德为质,合乎礼乐的行为为“文”;于文章与“言”,仁义道德为本;雕文刻镂之义,亦由礼而来。“文”上为天地之现象和意志及其显现,中为社会制度、发展规律与人的生命本体及其外化,下为文章与“言”的表现对象及其形式。其礼乐道德的义项贯穿于宇宙、社会、人的价值和文章与“言”几个层面,在宇宙层面赋予“文”存在的依据和文章法则;在生命层面赋予“文”主体的生命本质与价值选择,在文章层面赋予审美过程中客体的道德属性;使天道、道德、人与文章融为一体,从本体论意义上规定着中国文学及其思想建构。     

层次逻辑系统论--以哲学与章法学作对应考察

逻辑层次,乃由多样的“二元对待”为基础,经“移位与转位”之过程与“‘多’、‘二’、‘一(0)’ 螺旋结构”之终极统合,而形成其完整系统;这不但可由《周易》与《老子》等哲学典籍中找出它的理论根 源,也可从辞章章法结构中寻得它的具体呈现。因此本文即从“二元对待”(含“对比与调和”)、“移位与 转位”与“‘多’、‘二’、‘一(0)’螺旋结构”等层面切入,作对应之探讨,以凸显出层次逻辑系统在哲学与章 法学中的纽带作用。     

《史记》义例发微

《史记》之“本纪”、“世家”和标题义例历来颇多争论。然就殷周秦三“本纪”之处置而言,显然由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创作原则决定,项、吕二“本纪”则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而“世家”义例标准有二:一需具备世代传袭之家或世代相继之事业;二需有事可纪。至于标题名号,虽非暗含微意,亦绝非率意标题。     

《二十四诗品·缜密》释义与诗学再发覆

“缜密”一品并非仅就风格而言,更兼有构思、磨炼等创作法度层面的内涵。此一命题源自《文心雕龙》之《神思》《练字》《章句》《镕裁》诸篇,是唐代诗格尚“法”的重要内涵之一和集中体现。就诗学脉络而言,既是对中晚唐“苦吟”之风以及诗格“磨炼”理论的一种呼应,同时也有针砭之意。“缜密”的要义是有法而又不拘泥,最终达致清新自然,浑成无迹之境。苦吟派和诗格家推崇大谢且以“池塘生春草”为化境的原因也在此。“缜密”因此成为唐人近体尤其是五律一体的应有之义,并由法度上升至风格、境界层面。     

古汉语褒贬同形词的性质及成因——兼评新老《辞源》对这类词的释义

在汉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些词的词义同时或异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色彩,非常特殊: 有的具有互为反义的褒贬两义,如“徂”字,既有“死”义,又有“存”义。有的由褒义变为贬义,如“大放厥辞”,由“铺张辞藻,大展文才”义变为“夸夸其谈,大发议论”义;或由贬义变为褒义,如“客气”,由“行为虚矫,不是出自真诚”义变成“谦虚而有礼貌”义。还有的由褒义变为兼有贬义而后来又只用褒义,或者由贬义变为兼有褒义而后来又只用贬义。现对最后两种复杂变化情况,各举一例: 独立原是“不依靠他人而自立”义。《易·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后有“孤立无依”义。晋李密《陈情表》:“煢煢独立,形影相吊。”而《现代汉语词典》仅释为:国家或政权自主地存在;不依靠他人。横行原是“不循正道而行”义。《周礼·秋官·野庐氏》:“禁野之横行径逾者。”《注》:“皆为防奸也。”后有“纵横驰骋,所向无阻”义。《史记·季布传》:“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而     

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论略

王船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最杰出的爱国者。本文试图对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一些探索。1 王船山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集中表现在当国家、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一切都要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之需要。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则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自定也”。他认为“夷夏之防”“天下之大防”中首要之防,是“万世守之而不可易”的“古今之通义”。而“君臣之义”是“一时之义”,     

李大钊的“调和论”的理论价值

李大钊的“调和论”含义极其丰富,它既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又是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他认为“调和”与“对抗”一样,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他赞美“调和之道”与“调和之美”,肯定“协合”、“互助”、“爱人”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提倡“两让”、“容人”,以达中和之道。他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寂”作为东方哲学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畴，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有重要意涵。日常语境中，中文与日文汉字均以“寂”表示寂寥、寂寞、孤寂等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寂“多表现本体义或描述本体之状态；而在日本思想的语境中，“寂”则多为一种审美之境——既是一种雅致、闲适的意趣，又具有虚、淡、幽、古等审美意境，是排遣人心与人情参与而呈现的物的本然之姿。究其缘由，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为天地万物之心；而与此相对，日本则产生了以神道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将人融寄于万物的自然神性中，而非重视道德的振扬与修养。于是导致了“寂”这一中日共用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向度。     

共时和历时角度下词的功能义的顺应性阐释

词的“功能义”,是指由词性或语法功能不同导致词义变化而形成的新的词义。从共时角度看,词的功能义是一种受语法语境影响的词汇语用现象,初期具有临时性、灵活性和不稳定性;从历时角度看,词的功能义从“临时义”到“常见义”再到“固定义”这一词义演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词性和功能上的改变,导致新的兼类词的产生。在顺应理论启示下,认为词的功能义无论是共时的语境语用变化,还是历时的词性功能演变都是语言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典型反映。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论《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

《公羊传》通过《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阐释《春秋》之义。《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具有两个意义层次:表层义与深层义。表层义与深层义有一段距离而形成意义的“间距化”,故很难通过表层义理解深层义。《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一是表层义与深层义的“间距化”,为《公羊传》发挥其主观思想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二是一般书法与书法之变的对立统一,为《公羊传》解释《春秋》带来较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