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课题:进一步解放农民

文章回顾了历次农民解放的经验与教训 ,提出了提速农民的增收 ,缩小已经拉大的城乡差距 ,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进一步解放农民 ,必须走出认识的误区 ;必须在体制和政策上下功夫。     

农民主体性的觉识与农民的解放

农民主体性是指农民这一特定群体在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农民这一特定群体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觉识,对实践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农民主体性实现的程度是衡量农民解放程度的标尺。农民的主体性需要农民自身强烈的主体意识来彰显,而农村文化建设是增强农民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实现农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农民自我解放的关键环节。     

从自在到自为：当代中国农民自我解放之路

解放是一个具有诗性魅力和永恒价值的话题。在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人的解放是一个超越政治解放,以社会解放为中介和桥梁,从而达到实现人类解放目的的辩证否定的过程。在无产阶级身上,解放和自我解放是同一的,因为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成了自为阶级。而在农民的解放和自我解放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持非常严肃、审慎的态度。因为当时的农民还没有从自在转向自为,只是解放的客体、被解放的对象,而不是自我解放者。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农民正处于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过程中,行走在自我解放的大道上。这一农民的自我解放之路,必然是一条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解放之路。     

从经济翻身到精神翻身、人性解放——解放区文学中翻身农民的复杂心态、多元诉求与当代反思

解放区农民翻身有两种类型——被动式翻身和主动式翻身。解放区文学文本呈现了翻身农民复杂的思想冲突及其心态嬗变过程。马加的《夫妻识字》、孔厥的《受苦人》等作品体现出一种迥异的、可贵的精神翻身与人性解放意识。从农民如何获得彻底解放的问题意识出发，联系当代现实，反思解放区农民翻身解放的局限性可知，农民在政治翻身和经济翻身之后，继而在精神文化、思想意识上翻身才是一种走向终极意义上的解放，才有可能彻底摆脱封建道德、地主威权等“他者”依附性阴影，建构现代主体的独立人格，达到“人的自身解放”。     

邓力群与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8月新疆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以中共联络员的身份进入新疆，主要从事引导和确保“三区”革命的正确方向、使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方接洽、力促新疆军政领导和平起义；多方奔走，为人民解放军入疆做准备等工作。邓力群在新疆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措施在于解放农民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的最终形式,制约中国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二元社会体制对农民的束缚。实践证明,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革使农民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文章认为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每次跨越式发展其本质都是在解放农民过程中释放的能量。科学发展观和城乡统筹的提出为农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的农民问题不能在农业内部解决,也不能局限在农村解决,在城乡一体化层面上赋予农民自主权和平等的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措施。     

提高农民货币获取能力：农民自我解放的途径

建国以来,农民经历了两次解放,分别从政治身份、从公社土地制度中解放出来,现阶段农民的解放关键是从沉重的货币支出压力下解脱出来,从容应对日常生活。因此,掌握农业科学技术,强化职业技能,改变传统观念,提高货币获取能力,是农民自我解放的根本途径。     

《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技术理性批判与科技伦理的重建——评威廉·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

威廉·莱斯系统地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指出“控制自然”观念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控制人的工具，它必然会导致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莱斯强调只有实现制度的变革和科学技术伦理价值观的转换，才能实现自然和人的解放。     

女明星：身体解放、都市景观与观众欲望——论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现象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明星是伴随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文化现象，身体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女性对个性的向往；作为一种现代都市的景观，女明星、电影和都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观众对那些明星的崇拜和追捧则在于明星的“奇观”效应和满足潜意识中的某些欲望。     

双清别墅见证历史风云

毛泽东于1949年3月25日住进双清别墅 1949年1月20日，古都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此次会议上决定，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北平。     

虎踞龙蟠今胜昔——阔步走上全面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1949年4月23日．在南京人民的密切配合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从此揭开了南京乃至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对早期城市工作的探索--以邯郸解放初期为例

从1945年八路军解放邯郸,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邯郸市进行了一系列城市管理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和以后接管改造其他城市,提供了依据,积累了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内涵.邯郸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早期城市工作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解放教育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继续发展产生了新的分化和矛盾，“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教育寄予了厚望，力图从批判角度揭示一条人类解放的道路，提出了批判教育学，解放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主张。解放教育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教育观，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发达国家事业的教育也有较大的影响。解放教育为我们思考教育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野——微观、具体的“以人为本”的视野。     

农村未来探讨--评长篇小说《荒地村》

农村的未来其实是农村现实状况发展的一种可能。任何农村人的行为都对农村未来有影响。《荒地村》的农民面对收缴村提留等款项已经难以为继,于是违背合同法,强行实现再次土改。减缓的暂时压力,却换来更复杂的局面。农村的人们面临外来和内部的双重压力。借着压力,农民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作品书写了一种可能,完全以农民自身的力量解决自身的问题,恐怕是农民解放征途上最艰难的问题。     

在北京和平解放的岁月里

1949年1月31日,古老的北平(今北京)宣布和平解放,至今已整整过去60年。我1930年出生在北平,在北平生活了19年。解放前夕,我正在北平市立第六中学读书。那年(1948年)的冬季,北平显得特别的冷,一场大雪过后,皑皑的白雪,使整个北平城变成     

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两次思想大解放

“文革”结束以后以及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中国面临两次重大考验,引发了两次思想大解放,这两次思想大解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起到了关键性、根本性作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的考验层出不穷,中国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大量的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方法。     

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历史进程学说的再认识

只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精神实质，才能充分认识在当今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人类解放包含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人自身的解放三大有机历史发展过程；取得了阶级的政治解放基本胜利的国家，必须把“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放在首位并长期坚持下去；邓小平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开辟了我国经济的社会解放的现实性道路。它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的理论和纲领。     

农民看病不再难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长，不少贫困地区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走上了温饱的道路。但是，目前严重困扰农民家庭经济增长的因素，莫过于缺钱就医问题。在安徽农村，“小病拖，大病抗，绝症就把命来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试析党的“八大”对台政策调整的原因

中共“八大”将党的对台政策由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有着复杂的背景: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台湾岛内形势的趋向稳定;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美台军事合作关系的加深;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共识等等。这种政策的调整,孤立和抑制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为后来党提出一系列新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