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象与世变:汉唐间的“枉矢”星占

汉唐时期,"枉矢"被认作是昭示动乱、灭亡的流星天象。截至北宋前期,史籍记载了17次秦末至唐代的"枉矢"天象,而这些记载中出现了发生时间的错乱、描述细节的出入、占辞事应的牵强附会等问题。对"枉矢"的解释,也从《史记》、《汉书》所见的两种,增加到了唐代《开元占经》等书中所见的数十种。其中部分可能是后人参考之前天象后的时事而修改、增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人们之所以如此迷信"枉矢",是与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的。     

汉唐“私谥”文化简论

“私谥”是汉唐时期体现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礼仪内容和形式大体形成、定型于汉唐。这种介于国家礼典和民间礼俗之间的“私谥”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汉唐时期“师”阶层在文化地位与政治影响间的尴尬。     

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

“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先民记录白虹贯日为自然天象,到战国时期视其为政治禁忌,汉代从伦理角度进行比附、影射,六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将其比附为政治兵象,再到唐朝对其进行诗性阐释。从先秦到唐,“白虹贯日”解读范式的转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其间它也逐渐与广泛流传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相联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解读。在唐代诗人笔下,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在精诚、复仇和壮志豪情等方面成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的象征,体现了蓬勃时代的青春力量。然而,安史之乱后,皇权政治式微,白虹贯日再度成为禁忌。     

宋朝对境外诸国和政权的册封制度

宋朝对部分境外朝贡诸国和政权首领、使臣实行册封,继承汉唐册封制度,形成阶、官、勋、爵、封邑和功臣号六个制度化册封要素和进封制度,通过官衔总和表示册封国地位轻重并根据现实需要通过朝贡排班加以调整.北宋册封制度以其视为“汉唐旧疆”和藩镇的交趾等政权为核心,南宋的册封则进一步放弃了对“汉唐旧疆”的权利主张,反映出宋朝构建朝贡体系时由“华夷一统”退守“汉唐旧疆”,并进而放弃“汉唐旧疆”的收缩趋势.     

略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我国的翻译理论,追溯起来,可算是源远流长的了。汉末以来的一千七百多年间,翻译理论的发展以其自身显现的历史阶段而言,当可分为三大时期:汉唐以来,主要在佛经翻译方面。译经大师各有主张,直译派、意译派、融和派也有不少论述。各种观点在当时已见大端,译论里也见有“信、达、雅”等字。但总的说来,是“开而弗达”,没有形成一种能笼罩当世的观点。近代和“五四”时期,与前一阶段相比,其显著不同之处,是出现了以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为标志的中心理论。于是,直译与意译的问题即可以信而不达和达而不信来说明(这里我想顺便提及的是,翻译界的论战也往     

试论八旗汉军与满洲的差异性

在八旗组织中,汉军与满洲在政治权利、经济待遇、社会生活与舆论宣传等领域的差异是非常突出的。乾隆时期令汉军出旗为民是旗内满、汉差异发展之极致,也是“首崇满洲”这一根本政策支配与驱动的必然结果。     

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

本文从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向入手,认为汉唐时期头枕“三河”、面向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而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海洋发展路向,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演进轨迹的重大转折。     

互渗律之下的门神信仰与蚩尤"方相"--兼谈"灋"字的形构

中国传统民间的门神信仰,和蚩尤“方相”的文化现象一样,是互渗律支配下初民的原始思维的产物。不同于一般傩祭(戏)中的“方相氏”,蚩尤“方相”具有宗教的、政治性质的双重功能,并且还因此参与到古汉字“灋”的形构过程中。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改革创新纪检监察制度是遏止腐败的现实途径

在不同历史时期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有着不同的动因和表现形式。研究发现,基于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特点,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遏止和消除党政机关的“中层腐败”和社会公共领域的“末梢腐败”,将是反腐败的主要任务。因此,通过有序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和力度、健全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制度、深化政治改革是源头治理的基础,而创新纪检监察制度则是遏止腐败的现实途径和理性选择。     

打破断代为史 追求学术创新——“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4年 6月 5日至 6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暨汉唐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共百余人 ,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等知名学府与研究结构。本次会议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承担的国家“十五”2 11工程项目“汉唐统一与政治文化综合研究”的组成部分。该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已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丛书的已出著作 ,连同历史系中青年教师撰写的有关汉唐研…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伊斯兰星占学与中国传统星占学的比较——以《明译天文书》与《开元占经》的比较为例

伊斯兰星占学和中国传统星占学分属不同的体系,均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二者在基本理论、占事主题、天象范围及关注点以及分野体系等方面各有特点,而伊斯兰星占学中的“选择”与中国传统星占学中的“修救”则分别为本体系所独有。从总体上观之,两大体系异大于同。形成差异的基本原因,应归结于星占学体系以及中阿政治文化背景等的不同。     

说“蚩尤”

说“蚩尤”田晓岫一、蚩尤是农部落的名称蚩尤见之正史，载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因其有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历代史家为之作注。首先想说清楚的问题是：蚩尤何许人也？裴马因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又转引《汉书音义》臣瓒引《孔子三...     

经史批判与祝允明复古文风的学术向度

祝允明以系统而犀利的经史批判建立起自身的学术架构。他视儒家元典及汉唐注疏为建立“儒体”的根本,正史是“儒用”的基础,诸子文集则可扩展学识才艺。他注重学术穷理应事、明辨是非的根本性价值,标举“学坏于宋”论,质疑四书独立存在的学术意义。祝允明采用学术批判先行的方式展开对汉唐宋元文学价值的褒贬：推尊汉唐文风以肯定汉唐经学为基础。上述经史批判思想赋予祝允明复古文风以鲜明的学术内蕴。     

汉代“蚩尤”崇拜

“蚩尤”神话在汉代得以演绎充实,形成内容丰满的故事。不仅官方祭祀体系中重视“蚩尤”祭祠,民间也有广泛的“蚩尤”信仰。特别是齐鲁地方“蚩尤”崇拜尤为浓重,反映了汉文化内涵丰富的特色。如果期求全面地说明汉代意识史,似乎不宜用“独尊儒术”做简单化的概括。     

汉唐宏观历史视阈下的丝绸之路解析

作为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汉唐时期的宏观历史环境紧密相连,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汉唐的经济发展、文化交融、政治文明等与丝绸之路密切联系,为互相繁荣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汉唐的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自开通到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中国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多民族文化结构及特色民风民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以汉唐历史作为背景,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分析丝绸之路的宏观发展情况。     

汉唐时期河西走廊经济变化与城镇发展间的互动

自汉至唐,因帝国政治、军事及边防安全等多方面因素,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经济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或快速发展,或停滞不前,甚或倒退若干年。而与此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城镇发展,也同样成为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河西走廊与中央政权关系的晴雨表。通过汉唐时期河西走廊区域经济与城镇发展进程及其关系的考察,折射出该地区逐步中央化、国家化的反复渐进过程。     

宋元明清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

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在《汉唐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之特点》一文中,对山西前期的文人分布及其原因做了些探讨,指出一个地区文人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受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且不同的地理条件对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或阻滞表现出来的,进而总结出汉唐时期山西文化发展之特点。在此篇中我们将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山西文人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