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及原因探析

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的根本和内在驱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法治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比,现阶段我国农民法治意识仍然相对淡薄,主要表现为轻法意识、轻诉避讼意识、重情意识、重权力轻权利意识、清官意识等.这些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滞后,村民自治制度不健全,农村文化教育落后,农村法制体系不完善等原因.法治意识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农民自己具有改变自身状况的意识,农民的法治意识才能切实得到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扎实进行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保障,因此,农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影响性诉讼:社会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精灵

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正处于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时期。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既有新旧体制与机制的强力对垒,也有新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激烈碰撞,更有各种复杂矛盾与疑难问题的集中爆发。由于人们法律意识及法治观念的逐渐增强,转型时期频繁发生的影响性诉讼成为人们观察和关注社会发展脉动的重要兴奋点。影响性诉讼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使人们对社会发展现实有无比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对正在建设中的和谐社会法治提供助力并树立信心。     

诉讼证明标准层次化分析

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建构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现实可行性。构建层次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可以保证最大程度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有助于现代法治原则诉求的实现。层次化诉讼证明标准的构建应考量诉讼种类、诉讼阶段、案件事实、举证责任分配等诸多因素。     

现阶段企业管理者文化意识新探

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高科技时代，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企业管理者活动的环境、方式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也对现代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更高更多方面素质的要求，如何提高企业管理者的文化意识，尤其是道德意识、法律意识、人才意识、科技意识更是至关重要。科学地研究企业管理者的文化意识及其行为方式，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中管理者的领导水平，从而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一、企业管理者文化意识的内涵企业管理者的文化意识表现有若干种，归纳起来主要是道德意识、法律意识…     

主体因素：美国联邦宪法形成和发展的能动力

主体因素，即人的因素，是法律或法治形成和发展的主观条件或主观动力。美国联邦宪法之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一批具有很强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社会主体主观努力。这些主体既包括那些创造了宪法的“宪法之父”们，也包括那些创造了宪法修正案和宪法判例的人们，当然也包括那些提起宪法诉讼的当事人。     

法律意识植根农村之我见——以晋西北、太行山革命老区为例

农民法律意识的落后,不仅影响了农村法治化的进程,而且也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从整体而言,我国农村法律意识滞后于城市。而曾经为我国的解放和独立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晋西北、太行山革命老区农民又面临着经济发展和法律意识的更加滞后。因此,必须在引导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探索多种有效途径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     

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     

马克思主义法律意识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法律意识在法治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学界已经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中国正处在迈向法治社会的途中,也有必要加强对法律意识的研究.为此,首先需要对当前中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意识观进行回顾和检讨.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真实的法律意识模式,并在马克思主义法律原理的指导下,发挥法律意识的能动作用,以促进和谐的法治社会建设.     

塑造公民理性法律意识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公民理性法律意识作为法治精神的核心内核具有驱动法治制度化建设的引导功能和驱动公民积极守法的耦合功能。中国历来缺乏法治传统 ,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状况又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制约着公民理性法律意识的形成。因此 ,塑造公民理性法律意识推进法治进程成为法治建设中十分紧迫的任务。     

法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法治的内在生命,引领着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人性执法、平等守法,贯穿法治运行的全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能否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行为,法治信仰的树立是关键。本文在具体分析法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的基础上,从如何提高公民、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实现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等方面论述了法治信仰的建构策略。     

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

鉴于我国司法过程中政治修辞、道德修辞的过度使用,部分学者主张在法治社会中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法治时代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把法律概念当成思维的关键词,应该把法律规范当成思维的根据,运用法律逻辑和修辞的方法证成、表述法律命题.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问题意识除了要抑制过度的政治、道德修辞外,还针对法律人思维过程中的法律沉默,要彰显思维过程中的法律话语的权威;要在法律思维中把逻辑与修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使司法更讲法说理.在法律思维中树立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观念,对法律文化的重建,特别是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法治理论的解读

对罗尔斯的法治理论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形式法治论,另一种是实质法治论.但形式法治论不能解释罗尔斯对法律的形式要求源自对自由的保证,而实质法治论证又不能解释为何罗尔斯认为法治与不正义是相容的.如果将对自由的保证看做是对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则可以很好地理解罗尔斯对法治的论述.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探讨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论,可以说明形式法治的道德价值在于削弱权力本身之恶.     

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

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其中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个重要方面.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公民责任意识包括公民责任感、法律规则意识、理性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要素,并具有主体性、公共性、民主性和权责统一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责任意识对当下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职权为什么必须被行使?——为"职权"的法律意义而辩

在我国的法理学中,法院等国家机关的职权被认为具有"必须被行使"这个含义,理由就是"不行使就是违反法定义务、要受到制裁"。这种解释的背后隐藏了一种独立于法律的事实意义上的国家(机关)观念,一方面只是一种职权的政治学、社会学概念,另一方面又与现今普遍被接受的法治理念相悖。因此,需要一种符合法治理念的国家观,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释职权的法律性质,确定一种职权的法律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新课题

环境公益诉讼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某些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牵动着国家层面的立法,并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诞生。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思想、司法救济手段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完整、不彻底,存在起诉主体受限、起诉条件过严、诉讼类型单一、相关机制的衔接不明等先天不足,让它面临新的挑战。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是法律的规则性、规则的理性与限度之张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政策的构成性前提,也是其实践的规定性组成部分.遮蔽于道德理由的规则之治,是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有其限度和局限,这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践行性前提.相应地,落实“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关切“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法律效果在法治国家司法中处于优先地位,对社会效果的考量,须设定各种制度与方法约束.唯此才能使司法裁判做到“规范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真正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     

Cost-Sharing in Civil Justice

As an economic factor affecting access to justice, the cost of justice naturally constitutes an element of judicial reform. It is the overall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st of civil justice, rather than partia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confined to litigation costs, that can legitimize the sharing of court and litigation costs and clarify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costs. This first-order rule of cost-sharing is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balance between the state’s investment of public resource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costs borne by the litigant. The second-order rule of cost-sharing center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litigation costs among litigants. This requires not only the setting up of the goal of just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litigation costs, but also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the adjustment function of the cost mechanism in litigation and pursuit of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the justice system. The third-order cost-sharing rule should focus 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gal services marke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haring the cost of litigation. Its success will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on legal regulation.     

俄罗斯主导法律观的演变及当代变革

在俄罗斯法治进程中,受国家制度变革的影响,不同时期主导性法律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从十月革命前到苏联时期,再到当代俄罗斯联邦,主导性法律观在历时态上展现出一个演变过程。宗教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十月革命前法律观念,政治因素则成为苏联时期法律观念的风向标,当代俄罗斯受理性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社会因素成为法律观念考虑的主要成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当代俄罗斯法律观根本性的转变,基于理论基本立场变化,法律工具论色彩淡化,法律的阶级属性让位给社会性,人本化的法律价值取向正在形成。     

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则要点与制度衔接

环境公益具有易受损性,其利益代表模糊,救济机制残缺。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缺陷、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维护社会公益的要求。本文认为: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中,应明确诉讼类型定位、起诉主体资格、起诉案件范围、举证责任承担、诉讼费用负担、损害赔偿金归属等方面的特殊规则,防范滥诉现象发生,禁止反诉和以牺牲公益为代价的和解调解,并应协调环境公益诉讼与受害人的诉讼、检察机关的公诉和抗诉、环境行政执法以及诉讼支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