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康德"趣味"说之比较

“趣味”在梁启超和康德的美学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本文从趣味的规定、趣味与情感、趣味与目的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他们的“趣味”说,可以发现:梁启超对趣味、情感的理解是经验性的,而康德则强调趣味的先验特征和快感的纯粹性,但在趣味与目的的关系上,他们都持有类似的矛盾态度。实际上,趣味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只是在形而上学美学的维度之内才能成立。     

趣味蛋壳画 生活添滋味

蛋壳画艺术是我国独特的民间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领域里的一朵奇葩,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它是由各种禽鸟的蛋壳作为载体,纯手工在上面施艺作画。传统的蛋壳画多以国画手法在蛋壳上描绘民俗,以山水、花鸟、人物、动物等为主,一般以脸谱最为突出,因为它结构简单,便于勾勒绘画。画好的蛋壳画,配上精致底座,受到许多民间艺术爱好者的追捧。     

反思当代文学中批判小资趣味的意义

建国初期许多作品因表现小资趣味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批判彰显了主流话语希望建构新型文化的需要。批评虽说简单粗暴,但作为＂经济动物＂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庸俗市民社会,其本身也是需要改造的。主流文化警惕小资产阶级意识与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影响,在后发的民族国家尤其重要。     

从"滋味"说的发生历程看时代的审美意识

用人的"滋味"文化发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体现出时人的审美意识一是周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二是魏晋以降对"澄怀味象"的向往;三是南北朝时期对"唯务折衷"的崇尚.     

梁启超与康德“趣味”说之比较

“趣味”在梁启超和康德的美学思想中占有权重要的地位。本文从趣味的规定、趣味与情感、趣味与目的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他们的“趣味”说，可以发现：梁启超对趣味、情感的理解是经验性的，而康德则强调趣味的先验特征和快感的纯粹性，但在趣味与目的的关系上，他们都持有类似的矛盾态度。实际上，趣味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只是在形而上学美学的维度之内才能成立。     

“滋味”与“味外味”辨析

本文从钟嵘“滋味”与司空图“味外味”两种“味”的构成因素 ,两种“味”的实质 ,两种“味”的思维方式及两种“味”各自产生的文化背景四个方面辩析了“滋味”与“味外味”的不同。     

"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与形而上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点

资本与形而上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论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资本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资本的增殖逻辑也得以确证。同时,通过资本范畴的科学批判,马克思不仅准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性质——抽象成为统治,还理性地透视了"物"的神秘性质并从中发现了"人的关系"。资本与形而上学批判是贯穿《资本论》的一条轴线,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支点。     

“趣味”与“深度”——朱光潜、杜夫海纳批评理论之比较

朱光潜与杜夫海纳在美学思想和批评理论上多有共同之处,但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批评任务上,朱光潜以审美性的趣味培养为旨归,提出"不即不离"等美学理想,批评成为锻炼审美能力的应用美学;杜夫海纳则认为批评追求的是认知性的意义探寻,作为主体的批评家应该以自身向作品的意义世界开放,实现自我的完全呈现。在批评标准上,朱光潜标举符合"纯正的趣味"的审美标准,杜夫海纳则推崇体现意义完满性的"深度"。"趣味"与"深度"并不相互排斥:审美对象带来的审美感觉的充实性可以使我们的情趣得以形成,以臻成熟;"深度"可以说是在"趣味"基础上对审美经验、文艺批评的"深度"要求,即在认识艺术作品深度的同时认识自我,自我的存在向作品的意义世界开放,不仅开放审美的我,也要开放伦理的我,认知的我。     

论钟嵘“滋味”说的意蕴及对诗味论的贡献

以"味"论诗是中国传统诗学中最富民族特色的重要方法.在诗味论的发展过程中,不少诗论家以其卓越的理论创见为这一诗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使诗味论不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钟嵘提出的"滋味"说从创作论、鉴赏论和批评论角度对诗味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日语味觉词对比研究

通过对中日两种语言中五种基本味觉词的对比发现,汉语“甜”的引申义所表示的一般都是积极意义,日语“甘い”则多用于表示消极意义。这与古日语“甘し”有关。而汉日语的酸/酸い、苦/苦い、辣/辛い所表示的引申义则基本相同,都是表示消极意义。并且汉语中“酸”和“苦”的引申用法比日语的多。日汉语基本味觉词引申义的异同与中日两国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古代两国的文明进化程度有关。     

味觉词多义现象的认知研究——以“Sweet/甜”与“Bitter/苦”为例

语言中的味觉词大多都可以用来表达多种意思。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反映人的认知且需要通过人的认知获得解释。以"sweet/甜"和"bitter/苦"为例,从认知角度对味觉词语义拓展的分析表明,味觉词一词多义现象是概念隐喻、概念转喻两种认知方式抑或两种认知方式共同作用的产物。研究结果一方面有助于词语多义现象研究的纵深发展,同时对多义词的教学具有启示作用。     

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既不能只着重哲学方面,回归到思辨哲学上去,也不能只着重经济学方面,成为纯粹的经济学.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有机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式.     

维吾尔族味觉词概念结构及文化探析

对比维吾尔语和汉语的味觉词汇，可以发现，维吾尔族和汉族对于味觉概念的切分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与维吾尔族对立统一地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中世纪维吾尔族的饮食矛质及维吾尔族原有的味觉概念的词汇体系等有着直接的关系。维吾尔语言表味觉概念体系的词汇现状，受维吾尔饮食文化发展和认知方式的制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且这种差异只是在与汉民族文化的碰撞中才能显现出来。     

安德烈·高兹对资本的准生态批判

高兹从生态理性出发,认为以促进资本积聚为目的的生产必定要将人的需要和自然纳入其麾下。于是,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也无法真正地满足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使满足也是通过社会生产出类型各异的"需要的历史形式"间接地实现。实际上,这是历史需要得到满足的"假象"。恰恰在人享受这种"假象"的同时产生了需要"真相"的强烈之需求,即质的需要、真正的自由的需要、创造性的需要。高兹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出发,揭示人的需要、自然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关系,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庄子之乐与中国文人的审美襟怀

文章主要从淡薄人事而亲近自然的审美趋向、闲逸自适与返朴归真的审美旨趣、出乎其外的审美视角和追求更高存在的审美境界四个方面,分析了庄子之乐对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审美情怀产生的既广且深的影响。     

启蒙与遮蔽：论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二重性

费尔巴哈从人作为一个感性的实体对幸福的追求出发,毕生致力于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他不仅否定了宗教领域中的奇迹,而且希望以此来否定政治领域中的奇迹。这在德国当时的情形下产生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但是他对于宗教与其世俗基础的关系的片面理解,极大地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他用人与神的对立模糊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对立,则又在事实上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作用。     

启蒙与遮蔽：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二重性

费尔巴哈从人作为一个感性的实体对幸福的追求出发，毕生致力于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他不仅否定了宗教领域中的奇迹，而且希望以此来否定政治领域中的奇迹。这在德国当时的情形下产生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但是他对于宗教与其世俗基础的关系的片面理解，极大地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他用人与神的对立模糊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对立，则又在事实上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作用。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规律、动因及其对英语词汇习得的启示

随着词义的不断演变和拓展,英语味觉词成为了典型的多义词,其词义演变的规律为:由味觉感知义向听觉、视觉、嗅觉、心理等其他感知义拓展;由味觉感知义向非感知义拓展。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动因既包括外部动因,又包括认知动因。其中,外部动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弥补语言表达空缺的需求、对特殊语用效果的追求;认知动因主要包括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以身喻心的认知方式、以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的认知规律。这些研究对英语词汇习得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英语词汇学习中,教师可积极引导学生深入探究词汇意义演变的规律及动因,全面掌握词汇意义发展的过程及理据,从而使学生对所学词汇的意义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有效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