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后,中国宪法学界的两代宪法学人对宪法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方法与问题的结合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方法自觉性要进一步加强.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首先要对方法本身进行探讨;其次要注意区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法的一般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宪法解释方法的差异与联系;同时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还要有中国问题意识,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正确处理"时差"问题.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宪政实践的亏缺.     

宪政与方法: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宪法学之研究方法转型

宪法学之研究大致基于三个层面:价值宪法学、规范分析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公允说,当前宪法学之研究还多停留在价值宪法学与规范分析宪法学层面的研究上,宪法解释学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尚未成为一种学术主流.在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就是依宪行政的当下,必须把宪政所蕴涵的真理性价值转换为制度性的选择与建构;学术界的贡献则主要是为国家宪政机制提供一套得以运行的方法,这套方法就是宪法解释,研究这套解释方法的学问就是宪法解释学.因此,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就是关乎宪法学研究方法转型的大问题,也是确立宪法解释学的核心与关键问题.     

宪政中国战略标志论 --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

宪法思维是指大众和精英通过宪政体制这一沟通平台所共享的生活习惯与心理取向.宪政中国的战略标志不在于拥有一部良宪,不在于充分实施宪法,也不在于真正树立了宪法权威,而在于宪法思维的被认同、被接受和被运用.领导干部的宪法思维和宪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宪法思维是宪法思维的两种基本形态,应予以格外关注.此外,宪法思维是繁荣宪法学的重要途径.     

中外宪法学若干基本命题的内在矛盾

一宪法学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宪法是什么。系统的宪法学论著总是首先阐述与这个问题密切相连的一些基本命题,如宪法与民主、主权、独立的内在联系和刚性、柔性、成文、不成文宪法的划分等,其中一些重要原则素为众所接受或重视,可以说是宪法学中的一些基石,宪法学具体内容的展开都以此为前提或基础。然而,这些命题中却存在着矛盾与不合理之处,有关的例证不在少数。一、与“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之命题相矛盾的例证。宪法是民主制度的体现或保障,这是中外学者一致的观点,英国韦德与菲利普斯认为,“宪政主义产生于西方民主传统”。     

中国宪政的基本路向探析

宪法和宪政已经成为宪法学知识谱系中的基础性概念。宪法应当被实施,否则宪法及其承载的价值将落空,因此,有宪法即应行宪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宪政是宪法运行的理想状态。从宪法概念在西方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宪法的四个要素是组织法、根本法、人民主权和人权保障,大体上经历了四要素渐次叠加的历程,其核心则是人权保障。宪法的四个要素有待宪政过程予以落实。中国宪法观中忽视人权保障的因素,成为在中国推行宪政的阻力,需要在宪政过程中予以突破。追求宪政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有利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实行宪政的基本路向是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宪法对部门法的指导力和规范力。     

宪法概念研究的两个教条及其超越

目前,学者们对宪法概念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宪法概念演进的历史,大多把揭示所谓"真正"的宪法概念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概念帝国主义教条和概念激进主义教条。而对宪法概念发展历史和宪政制度变迁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是突破这两个教条,正确认识宪法概念的重要途径之一。     

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

宪法学是在法体系内的、规范导向的、直接或间接为宪法解释服务的研究,是法律系统的“自我观察”。而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对宪法的研究是法律系统之外的“异观察”,其问题视角和基本任务与核心意义上的宪法学(宪法解释学)是不同的。这决定了宪法学应该以宪法文本为中心,坚持以“规范性”为基本特征的法学品格,非此无以建立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近三十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

中国宪法学研究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和发展之后,90年代开始反思,进入21世纪以来开始有了一定的崛起。回顾近三十年我国宪法学的研究发展状况,可以说还没有达到繁荣阶段,只是在朝着进入繁荣阶段的方向缓慢发展。尽管在主客观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障碍,但宪法学界正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为宪法学的繁荣开拓新的局面。展望未来,中国宪法学将更加关注中国问题,也将致力于建立完备的宪法学科体系及深入开展跨学科对话,并实现宪法学方法论的多元化。     

宪法解释学:作为宪法方法论的学问

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两种方法论,在实践面向、适用的场域、目的架构与本质上均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属于不同的方法论,宪法解释学属于宪法方法论,规范宪法学属于宪法学方法论.宪法解释学方法论具有独断性,而规范宪法学方法论则必然具有开放性.或许一切问题的焦点皆在于两种方法论的对峙以及对问题实质的理解上.     

关于宪法惯例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宪法惯例概念的几种观点何谓宪法惯例,中外宪法学者对此均有过论述。在西方众多的宪法学和政治学的论著中,宪法惯例被冠以各种各样的称谓。有的称宪法惯例为“不成文的宪法准则”(密尔);有的称宪法惯例为“宪法习惯”(安森);有的将宪法惯例解释为“政治道德的整个体系,指导政治家活动的所有的戒律(弗里曼)。在所有的宪法学家中,戴雪关于宪法惯例的观点,具有独到之处。英国     

西方国家政党与宪政关系探析

从近代西方的立宪史来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西方立宪实践的潮流。从政党与宪政的逻辑关系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对延安整风运动历史经验的借鉴与反思——基于宪法学的分析

延安整风运动的宪政内涵、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思想,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和建立新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运动中存在的程序上和制度层面的缺憾也对后世有消极影响。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要吸取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既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加强对国家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同时创造条件,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评权。     

依宪治国原则下公民财产权正当性体系的重构

财产权的正当性包含两个维度:财产权作为权利的正当性和财产权受法律限制的正当性。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沉淀和凝炼,依宪治国对我国宪法原则及其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抽象上也是如此,现代社会财产权正当性探讨的维度应该是财产权法律限制的正当性。因此宪法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要实现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就必然对宪法财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体系进行重构,并以体现宪法的最低道德性和宪法的伦理性为体系前提。依宪治国原则下的财产权正当性的凝炼既要坚守宪法的基本精神,也要关注财产权在依宪背景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互动和融合,体现财产权的规律性和目的性。     

论程序化的宪法

宪法程序是宪法实施的途径和方法 ,是使宪法有实效的最关键的问题。它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和合宪性监督程序、立宪程序等内容。其中合宪性监督程序 (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 )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它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     

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法律探索

新中国建立以前,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进行着法律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思想人民在政治法律上的地位一律平等;法律应体现阶级性和人性的统一;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正确处理党与法、民主与法律的关系;等等.这些法律探索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宪法的演进及其方法

宪法演进包括重立、修改、补充、解释等方式的交叉应用。但中国近百年的宪法史却形成了以重立为主要方式的演进传统。这种传统对和平时期的法治有很大的危害,难以使宪法拥有权威。因而,对宪法演进的重立手段应当慎用;对修改和补充应当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运用(或者少用);对解释手段则应当充分重视,将其当做保持宪法稳定性、权威性的措施和协调社会变迁关系的重要方法。     

普通法权限中的宪法解释

普通法发源于英国,但法学体系中的宪法解释学却是在美国起源并在普通法体系中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实践引发了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即法官宣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包括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无效是否合法,法官如何解释宪法,法官如何发挥能动性从而在审查立法行为时能做到多大程度的自我控制。通过分析可知,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目前也存在着许多解释宪法的理论、方法和方式,而对于司法能动性适合于何种情况却仍然是美国宪法辩论的中心问题。     

“五四”后中国两种宪政观的比较及启示

＂五四＂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宪政观存在着以抽象人权取代人的现实生存权,试图脱离自由主义经济基础而构建宪政上层建筑的倾向。实际上,宪政总是包含＂限政＂与民主这两个向度,自由主义者强调了宪政的＂限政＂这一向度,继而强调了一种消极意义上的人权;毛泽东则强调了宪政的＂民主＂这一向度,从而看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同一性,为发展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人权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