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董康日本访书

董康(1867—1947年),字授经,又字授金,自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法律馆纂馆馆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要职。1926年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抗战时期在日伪政权任职。此人在政治上固然不足称道,但在学术上特别是在古籍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却不无可取之处。他在政事之暇,“流连厂肆,阅二十年未尝或间,于宋元暨明嘉靖以前名刻略有所储。”自称“一生以影印异书为唯一之职志。”极为钟情     

清代刑部堂官的权力分配

清代刑部是“天下刑名之总汇”,刑部堂官作为部务的决策者,对本部的政务与人事两方面都负有责任.刑部堂官的人选,清初以开坊翰林为主,乾隆中期以后逐渐转变为兼用翰林和本部秋审处出身的司官.此外,刑部又形成了由“当家堂官”在部坐办看稿的行政模式.晚清当家堂官的权力愈发集中,诸堂“因其人而生权力”.除“六堂”,刑部在乾隆以后还长期存在大学士管部的情况.乾隆年间的管部大学士掌握部内人事大权,嘉庆以后则逐渐虚化,对部务的干涉较少.总的来说,清代刑部“法律知识主导权力运作”的人事安排符合刑部执法谳狱工作的需要,有助于推动刑部的法律专业化进程.     

近代北京司法体系的变动与启示(1907-1937)

近代北京司法在建设初始即成为全国的典范,其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缩影.从三级审检体系、虚三级审检体系、虚二级法院体系到一级法院体系,近代北京司法体系的发展跌宕起伏,更迭频繁.其背后的造因,除了经费和人才这两大硬性条件的限制外,更重要的是民意代表机关缺位,导致相关法律权威性不高,以及全国性法律调查阙如,造成司法体系无法真正做到因地制宜.     

新修订刑法若干法律条文的逻辑思考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较原刑法有长足的进步，但是自相矛 盾的逻辑错误干扰着这部法律。本文仅就新修订的刑法一些法律条文在同一思维过程 中，对两个互相否定的思想同时断定为真，而导致违反矛盾律，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中所 产生的负面影响；阐述这些法条应如何表述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逻辑以及怎样提高立法 质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界定与类型化分析——兼评公司法修改

新修订的公司法已将公司社会责任引入法律,面对反对者的质疑,有必要从法理学角度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法律界定以确定其义务内涵,进而以类型化分析的方法确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和相对人。公司法中社会责任一般性规定的实现还有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沉淀和司法实践的经验积累。     

赵时春的生平及其“事功”思想

赵时春是明代中期甘肃著名的人物。他不仅在当时文坛上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之一,而且以通达国体,议论朝政阙失,颉顽于当时。本文仅介绍其生平并浅析其“事功”思想。 赵时春(1509—?),字景仁,号浚谷,甘肃平凉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曾被诠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官刑部主事转兵部之事。嘉靖九年(1530),因上疏揭露都御史汪鋐、副都御史许攒等人,献“瑞麦”、     

民国初年的法律与革命——以姚荣泽案为例

姚荣泽案是指辛亥革命时期清朝江苏山阳知县姚荣泽惨杀革命志士周实、阮式的案件。围绕该案的审理,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和沪军都督陈其美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法律和革命孰主孰次。伍廷芳强调法律至上,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陈其美则提出革命远未成功,革命时期革命至上,其他的一切都必须为革命服务。他们尽管分歧很大,但均以维护民国为立论的基础,以民国成立为立论的前提,从而创造了妥协的条件。姚荣泽案说明,在革命尚未成功的转型时期,包括法律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实现彻底革命,法律与革命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充满矛盾和冲突。     

刑部渊源考

本文在杜佑《通典》“都官改刑部”之说基础上,提出刑部渊源至少可推至西魏大统十二年“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在大统十二年之前,刑部渊源亦有迹可寻。在汉魏时代的“三十六曹”中,由于三公曹、二千石曹所主辞讼、刑狱非常接近,极有可能合并而成为后来的刑部。     

论法律实效

法律实效是国家实在法效力的实现状态和样式。它在实践中一般表现为三种样式,即自治样式、强制样式和混合样式。法律实效的实现需要四种基本保障机制,即法律机制、观念机制、组织机制和经济机制。法律实效与法律评估、司法活动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它是法律评估的唯一客观标准,也是司法的直接目的和衡量司法效能的参照。     

司法权威的结构解析

从法律规则运作的层面看 ,司法权威的结构主要是规则、司法主体和司法裁判等权威环节组成的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司法权威的结构性集中体现为法律规则及原则的权威由应然到实然的转化过程。其中程序权威、解释权威既是联结法律规则权威和司法判决权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又是司法主体和司法判决权威的表现形式 ;而程序权威又与裁判者的中立性和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密切关联。应该按照司法权威的结构性要素改造我国的整体诉讼结构。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司法哲学

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法治为根基。法治在司法上表现为认真对待规则,重视文义解释,尊重法律文本的权威。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体现了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哲学,其主要分歧在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或限度。当下的法官拥有广泛的法律解释权,司法能动处于无序状态,应予以合理规制;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主义,认真对待和尊重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从而建构裁判规范,以确保法律意义的安全与稳定。     

过度医疗司法认定路径的反思与司法认定规则的重构

《民法典》《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及《医师法》均规定了“禁止过度医疗”,但过度医疗的司法认定路径却存在着从抽象到具体的断层,具体表现为：法律规则过于抽象,个案难以精准识别;法律规范性功能不彰,个案赔偿范畴不明;裁判标准唯鉴定论,个案鉴定路径不一。从提升法律制度整合质效的角度出发,司法认定过度医疗应遵循个案认定原则、被动认定原则、患者自主决策豁免原则及综合认定原则,优化重构后的司法认定规则为：明确过度医疗范畴,细化赔偿项目标准;配合使用辅助机制,弥补鉴定不能的空缺;统一司法鉴定路径,回归法律认定标准;坚持认定的基本原则,发挥司法能动作用。     

沈家本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的时代特色

沈家本一生致力于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年深历久的司法官吏,具有丰富的立法和司法经验,而且是一个极负盛名的法学家,既谙熟中华法系,又精通大陆英美法系,被时人誉为“法学泰斗”。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过程中,他一方面比较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对之做出了一定的批评和总结,一方面大胆地吸收了欧美和日本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精华,把资本主义的法律、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学研究形式引进了中国,为开创近代法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国法律和法律思想由封建主…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应然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建立、撤销、重新建立的历史证实,弱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必将造成法律运行的混乱,这有悖于中国权力运行模式。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对司法审判的法律监督必不可少,而由检察机关行使这项权力有着历史及现实的必然性。     

杨子明教授与法学教学及研究

杨子明教授,1934年12月生,江苏省睢宁县人。1948年投身革命,1951—1953年参加了抗美授朝战争。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法律学。就读时,撰有《试论农业合作化逐步前进的列宁准则》、《官僚主义的根源在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非终身制研究》等论文。 1979年1月调甘肃政法学院任教,现为法学教授,任甘肃省政协常委兼提案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十几年来,杨教授都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并以惊人的速度著书立说。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他的《刑     

论民间规则与司法能动

当前发生在中国的司法能动与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并不相同.这种司法能动通过"姜堰模式"、"东营模式"、"陇县经验"、"河南模式"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四种主要模式都是民间规则进入司法的具体经验.民间规则进入司法的条件有两种:一是在法律有漏洞时;二是当法律调整不能时.但在这两种情形下,民间规则进入司法不属于司法能动.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民间规则作为司法能动前提的可能条件有五种情形:其一,法律虽然赋予其法源地位,但没有规定其是否适用于司法或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的情形;其二,尽管没有规定其法源地位,但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规定了其作用的情形;其三,法律上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其法源地位的情形;其四,法律上否定其法源地位,并排除其在司法上的适用的情形;其五,因当法律调整不能,用其替代国家法的情形.中国目前开展的能动司法活动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民间规则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民间规则是这种能动司法的最重要的规范前提和依凭.民间规则作为人们交往行为规范的事实不可能被消灭,这就决定了以习惯为核心的民间规则在司法能动中所具有的特别地位和作用,也就决定了研究民间规范与司法能动之关系的基本意义.     

美国少年司法变迁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改革及其借鉴

美国传统少年司法曾经长期不受正当法律程序的约束,这样的特例被认为是为了有利于保证罪错少年获得最有利的处遇。但这样的观念和实践在1967年高尔特案件后开始改变,罪错少年也逐步获得了类似成年罪犯那样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的保障。与美国少年司法进行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之前相似,中国目前对于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的处置,同样基本上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这样的状况急需改变。     

论司法改革的主体模式

司法改革既是法律决定 ,更是政治决策 ,是政治决策和法律决定的结合。中国的司法改革因没有依循中国政治体制的传统和特点而导致了决策主体的缺位。这是造成目前我国司法改革难以有效推进的主体性因素。中国的司法改革必须在政治决策之后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推进。     

法律论证在司法裁决中的展开

<正>一、问题的提出1在当下境遇,我国法治逐步迈入法律方法论的时代,司法实践中法官越来越重视对法律方法的运用和反省。然而,由于我国法学长期缺乏方法论的规训,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法教义学传统的训练洗礼,司法实务中法官对法律方法的运用只是初步的自觉。换言之,法律方法论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仍不明显,对法官提供的智识性贡献仍非     

法律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基层司法改革

仅仅依凭空洞的口号或简单移植西方法律难以实现法治之梦,要将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就必须依赖富含智慧的司法活动和对作为中国最坚实基础的乡土社会的真正关怀,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基层司法,探寻基层司法改革的路径。乡土社会笼罩在饱含着自身与现代城市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下,基层司法实践呈现出乡土化运行的实践样态。针对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调解优先、同案不同判和司法不独立等现象,必须革新观念,通过完善案件评价机制、深化司法公开制度、建立司法协商制度等举措,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予以规范,以求真正实现"法治中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