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一书简介

《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周弘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 0 0 2年 3月第 1版 )是国内第一部从国际关系角度全面研究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政策的理论著作 ,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话题与视角。 2 0 0 2年 3月蒙特雷世界发展筹资大会之后 ,国内学术界对发展问题 ,包括发展援助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此 ,《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一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得到了国内专家的普遍重视。对外援助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它为中心 ,在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援助国与援助国之间、援助国与援助国集团之间 ,甚至受援国与受援国之…     

美国外交中的援助制裁行为

作为经济制裁的一种,援助制裁是援助国为了实现一定的对外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延缓、减少、终止援助,或者威胁采取上述措施以惩罚受援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而言,美国更倾向于使用援助制裁,其目的是使被制裁国按其意愿采取或改变政策。援助制裁还是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执行中,援助制裁却往往很难奏效。此外,援助国实施援助制裁的决心、目标国对援助的依赖程度以及国际社会的协调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或抵消援助制裁的效果。     

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政策的调整及影响分析

解构近期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中国准确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博弈,而且有助于厘清全球发展治理的建构基础和议题导向。从2018年底开始,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政策迅速转向并表现出与中国援助模式趋同的特征:资金方式上从无偿援助为主转为开始采用贷款模式,援助领域上从重点锁定治理能力相关领域转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执行方式上从以财政援助和方案援助为主转为向单一的项目援助倾斜。这一调整的直接原因在于亚太地区传统的大国博弈加剧,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援助模式更加符合南太平洋岛国的发展诉求,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援助国试图应对新兴援助国对既有援助格局的冲击。该调整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乃至全球治理领域必将产生的影响在于:一方面,"竞争性援助"客观上促成了受援国主导的发展援助模式;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变革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架构,但是全球治理摆脱大国博弈、实现去政治化仍道阻且长。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冷战战略

秉承共和党传统理念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任伊始即确定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原则--"贸易而非援助",这一原则从一开始在美国政界就引起争议.随着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活跃,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第一届政府后期开始调整发展援助政策.一方面逐渐加大了发展援助在整个对外援助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诉诸国际多边援助体系,建立了国际开发协会,并将发展援助的重点转向拉丁美洲国家.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发展援助的主要动因还是出于对苏冷战的考虑,即稳定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盟友的主导地位,同苏联争夺广阔的中间地带.     

投资补贴规制路径与逻辑的多维审视

近年来，欧盟的反补贴实践与立法动向和美式经贸协定中纳入的非商业援助条款，呈现出将传统补贴纪律从贸易领域向跨境投资扩张趋势。这类新兴规则以投资补贴作为规制对象，以维护公平竞争和消除市场扭曲为名，试图填补监管空白、约束外国政府投资激励措施、规范国有企业跨境投资行为。然而，投资补贴规制存在逻辑不自洽、歧视性立法和“竞争保护主义”等倾向，是欧美制度输出与规则博弈的表现。中国应坚持以“发展为导向”进行纠正，从“竞争”视角予以回应。深化国内改革、推动合理规则的构建，以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国际合作以谋发展的角度来协调各项经济政策的外溢与冲突；积极参与规则博弈，利用双边与多边机制提升投资补贴规则制定话语权，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     

社科院农发所2002年系列学术讲座之国际对外发展援助

20 0 2年 8月 2 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举行了今年的系列学术讲座的第十讲———“国际对外发展援助” ,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教授。首先 ,周弘教授简单回顾了国际对外援助的发展历史 ,从标志着现代国际援助起点的《马歇尔计划》 ,到科索沃战争后启动的《东南欧稳定公约》 ,直至今年 3月在联合国发展酬资大会上达成的“蒙特雷共识” ,对外援助政策在国际和地区性冲突的善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且深入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接下来 ,周弘教授从提供渠道、…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

嵌入式援助是指一国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利用本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优势把本国的治理理念、规范制度、治理模式嵌入到受援国的治理架构中,重构受援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深度影响受援国治理议程和政策偏好为目标的援助形态。近年来,出于制衡中国崛起、利用太平洋岛国的独特地缘战略价值、护持太平洋霸权和扩展软实力影响的战略需要,美国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其“印太战略”框架,着力实施嵌入式援助,推动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实现战略耦合,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全政府协同、注重治理经验输出、依赖联盟网络、采用项目外包和嵌入领域广泛的特点。美国的嵌入式援助在本质上就是以柔性、隐蔽和伪善的方式,试图在大国竞争中以治理软实力塑造太平洋岛国的美国认知、治理结构与对外关系,维护其在太平洋岛国的话语影响力和战略控制力,稳定由其主导的“印太秩序”。由于受到自身霸权相对衰落、部分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太平洋岛国的自主性增强等多重因素限制,未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成效将充满不确定性。     

比较法视野下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研究

中国转基因食品行业乱象纷纷,其中尤以标识缺失、虚假标识、标识混乱现象最为普遍,引发了广大消费者的强烈不满.中国相关法律尽管不乏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明确要求,以及冀望借此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良好意愿,但是不切实际的立法意旨与略显陈旧的管理方法使得转基因食品标识处于事实上有法不依、违法不纠的状态.只有在比较法视野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科学立法对整个转基因食品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才能扭转这一局面,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现行对外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差异分析——基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外援实践的比较研究

对外援助是一国实现特定目标的重要外交手段,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其对外援助规模不断扩大。本文试从中西方对于附加政治条件的不同态度出发,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即中国实质上将附加政治条件贬义化,认为在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就是对受援国主权和内政的侵犯;而西方国家则将附加政治条件褒义化,主张将附加政治条件作为更好实现对外援助目标的重要前提。本文认为,应考虑将附加政治条件的理解中立化,与主权和干涉内政问题相脱钩,使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具有一定弹性,促进中国对外援助及其政策的顺利实施。     

美国对尼泊尔推进“千年挑战计划”的战略意图及其认知逻辑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平队等传统援助相继遭遇“援助无效”和“彻底失败”等指摘之后,2002年“千年挑战计划”的推出一度为美国对外援助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然而,站在受援国立场,美国的国际主义动机更多被解读为“现代帝国主义工具”、“大国诱饵”以及“政治陷阱”。发展中国家对“千年挑战计划”20年的接受史几乎也是一部拒绝史,历史上多次发生突然终止、项目退款和中途退出等“重大变化”和“折中”。美国尼泊尔版“千年挑战计划”的本质是美国通过投放“战略诱饵”加强对尼泊尔进行内部控制的战略工具。美国尼泊尔版“千年挑战计划”落地的重要原因和背景在于尼泊尔大会党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持续不断增长,而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理论混乱和力量衰减之中。     

日本ODA地区结构变迁的中国因素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ODA战略布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减少了对传统援助对象东亚地区的集中投入,把重点投向地区扩展至"不稳定的弧形地带" (包括东亚、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与受援国的联系、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国家间竞争为主的外部因素是影响一国对外援助行为的三重因素.中国既是日本ODA主要受援国之一,又独立自主地对外提供较大规模的援助.中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国国力和对外影响的显著提升,在日本ODA这轮调整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日本NGO的发展及其在外交中的作用

日本的NGO主要泛指那些从事海外援助、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二战后日本的NGO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活跃三个历史时期。随着NGO的迅猛发展,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NGO的重要性,开始与NGO展开对话、合作,并从制度、资金等层面对NGO进行支持。活跃在海外和日本国内的NGO在日本外交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于日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有很大帮助。NGO不但加深了日本与受援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官方外交打下良好基础,还扩展了日本的外交空间,为联合国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困境分析与正当性价值之追问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高标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以发达国家跨国集团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中被过度保护,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公正性受到一定质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大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很难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这引起人们对困境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正当性价值的深思。知识产权的私权特性与垄断本质为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不公正性埋下了诱因,国际知识产权立法要对利益冲突进行协调,而如何进行利益均衡,需要一个对公平价值的理解,同时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也要体现创新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并符合效率价值的要求。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价值应理性地分析与判断,对其所蕴含的其他价值应进一步挖掘。     

亚洲开发合作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基于日本ODA、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视角

21世纪以来,受国际开发合作领域新的发展潮流影响,特别是亚洲自身发展阶段的转变,使得亚洲地区开发合作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期。后起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基础性开发任务和新兴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构成了亚洲多层次的开发局面和相应的开发合作格局。日本作为传统的援助国积极应对这种变化,谋求从开发援助到开发合作、从援助数量大国到高质量援助大国的转变。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在新的对外合作战略下,将迎来开发合作的高潮期。在对亚开发合作中,中日两国存在的利益冲突导致双方战略竞争加剧,中国作为新加入者应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中日对外援助悖向发展研究——以经济治国论为视角

中国和日本在实施对外援助的初期都兼具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身份,但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援助路线。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外交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中国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以偏重政治发展为中心到以偏重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路线转型,而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却恰恰与此相反,走了一条以偏重经济发展为中心到以偏重政治发展为中心的转型路线。从经济治国论视角切入,以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和当今的中国对外援助为例,分析中日对外援助的异同与利弊,或将有利于两国对外援助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也可能给世界援外工作带来一点启示。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

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不仅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其他法律部门。从碳排放权立法的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国家对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缺乏明确的定性。学理上,国外有关碳排放权学说主要有财产权说和规制权说,国内有关碳排放权的学说主要有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财产权说、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主要侧重碳排放者的权益保护,而规制权说更加注重政府的灵活管理。根据制度绩效这一新的分析视角,我国气候变化立法应将碳排放权规定为规制权,这样规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     

经济全球化视阈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及其实现——以“金砖国家”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各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中尤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为突出。其症候大致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不能顺利地制定及出台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政策,国家经济决策权能受到削弱,从而使得经济主权利益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蚕食等。这些结果,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内矛盾冲突所引起。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应对:一方面应根据自身特点、国情积极制定体现本国利益的相关经济政策,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体系,实现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经济产业;另一方面应加强国际交流、沟通与协作,争取参与制定、重建全球经济规则,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通过"内外兼修",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经济主权,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集体劳动权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集体劳动权是现代劳动权的核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集体劳动权也逐渐成为协调劳动关系、实现和平衡各方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我国集体劳动权制度应当借鉴外国和国际立法的成就,完善参加和组织工会权、参与民主管理权、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权方面的立法。     

国际发展援助的新兴力量——以印度对外援助模式为分析视角

在过去的十年间,印度通过自身的规划与努力逐步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并在国际发展援助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印度模式。本文以印度国际发展援助理念为切入点,分析了印度以南亚为核心,非洲、亚洲为两翼的国际发展援助特点,在运用实证数据分析印度对外援助区域特点和战略诉求的基础上,比较了印度与中国在非洲发展援助的差异点,并对印度现有的国际发展援助组织的特点和对外援助模式进行总结与归纳。     

外援与发展

外援、特别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官方发展援助应当是以促进受援国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为其根本目的的。然而,战后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每年数以亿计的外援所产生的效果并不象人们期待的那样令人满意。事实上,外援在冷战期间一直受到东西方对抗和争夺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