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研究20年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应追溯至60年代初,当时,《广西日报》副刊专门开辟“桂林文化城忆旧”专栏,先后发表了夏衍、司马文森、周钢鸣、秦似、李任仁、林路、汪巩、洁泯等当年在桂林工作和战斗过的文化人的回忆文章,与此同时,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还专门组成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学研究组”,对桂林抗战文学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并编成《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艺史料》初稿,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文艺理论与作家作品研究、桂林抗日战争时期文艺界活动大事记、文艺刊物介绍等,内收郭沫若、茅盾、邵荃麟、夏衍、田汉、熊佛西、焦…     

桂林抗日文艺运动发展的几个阶段

桂林抗日文艺活动,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高——低——高的三个阶段,这就是前期的文艺运动形成高涨局面,中期的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后期的文艺高潮的再度兴起。前后将近六年时间。划清桂林抗日文艺运动的三个时期,对于我们把握战时桂林文艺的内容和特征,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关于三个时期的起止,我取以下事件标定: 前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的武汉、广州失守,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 中期一九四一年三月《救亡日报》停刊之后,一九四二年一     

桂林文化城思忆

八年抗战,我至少有五年多的时间在广西工作,其中又以在桂林的时间最长,经历了桂林文化城前后各个时期,直至沦陷前夕才最后撤离广西。当时我在桂林《救亡日报》工作,以后又一直参加“桂林文协”活动,现在虽已相隔四十余年,不少往事记忆犹新,老战友的音容也难以忘却,而他们有不少已早逝了。广西为了搜集“桂林文化城”的史料,多次来人来函促写回忆文章,盛情难却,至今才写了一些断简零篇,都是个人经历而已,而且记忆不尽准确,必有不少记误,还请知者校正。桂林: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两年间我是1938年冬从江西的南浔前线下来,几经周折才辗转来到桂林的。这时候,小小的桂林突然臃肿起来,挤满了从武汉和广州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好象犯了消化不良的顽疾,市面一片战乱景象。广州《救亡日报》虽已撤来桂但仍未复刊,我寄居在丽泽门外老同学的家     

《桂林抗战文艺辞典》评介

桂林抗战文化,是抗日战争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在广西贯彻执行的成功。为了很好地搜集、整理这一时期的文艺特点,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经过10年的奔波忙碌,艰苦耕耘,在有关单位和人士的支持下,终于在出版了《桂林文化城纪事》、《桂林文化城概况》、《文艺期刊索引》、《西南剧展》、《欧阳予债与戏剧改革》等几大本史料专辑的基础上,于1989年4月又推出了一本厚重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以下简称《辞典》)。《辞     

张闻天与延安文艺思想的过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延安文艺指导思想初探

从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延安文艺创作和批评空前繁荣,张闻天对这时期延安文艺的指导具有过渡性的历史意义。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指导革命文艺的过渡性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为其早在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纠正;一方面表现在其在延安时期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界方方面面的具体指导。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的具体指导是由当时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的文艺指导思想应该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有利于澄清延安文艺运动的历史史实,也有助于我们对延安文艺运动及其指导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     

桂剧改革实绩的一次检阅——桂剧在“西南剧展”中

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是抗日时期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一次大检阅,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文艺运动中的一个巨大胜利。西南剧展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至1944年,经过七年艰苦改革的桂剧,以崭新的姿态参加了西南剧展这戏剧运动的空前盛会,展示了在改革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兄弟剧种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为抗日戏剧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在桂剧史上也是前所没有的。参加西南剧展的桂剧团体有:广西戏剧改进会的桂剧实验剧团、启明科班和桂剧学校。这三个团体演出的,有新编的剧目《木兰从     

抗战时期夏衍在桂林的办报活动研究

抗战时期,夏衍奉命主持桂林版的《救亡日报》工作,成效卓著：使停刊两个多月的《救亡日报》在桂林得以复刊;开创性地采用多元化的办报经营方式;对旧有版面加以革新,提升报纸的质量;充分利用办报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做好统战宣传等工作。     

略论功利主义的阶级性——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阐明了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肯定了文艺运动中的根本方向,使我国革命文艺得到正确发展,并大大地推进了革命工作。这个《讲话》成为我国文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     

关于《香港的受难》画展

我是1942年2月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到达桂林的。同行的有夏衍、金仲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十六人。他们都先后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进了欧阳予倩为馆长的广西省艺术馆当研究员。当时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很多,记得新波和特伟比我先到桂林。而叶浅予,戴爱莲在后,但叶浅予不久就去了重庆。所以在我们发起搞画展时,他没有参加。经过紧张筹备之后,《香港的受难》画展,于1942年12月在桂林举行。参加者有盛此君、新波、杨秋人、温涛、郁风、特伟等六人。《广西日报》还为此画展发表了孟超、华嘉、韩北屏写的评价文章和开幕消息。接着又于1943年在重庆举行,并增     

柯仲平与鲁迅

柯仲平,原名柯维翰,曾用名冬山。1902年1月25日出生在云南省广南县城内一个没落的小地主家底。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肄业于北平法政大学法律系,曾在狂飙社出版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秘密斗争,组织过秘密工会。1924年前后开始写抒情诗,多发表在当时的《语丝》、《洪水》、《狂飙》和《草原》等杂志。还出版过抒情长诗《海夜歌声》和大型诗剧《风火山》。1927年在西安陕西省立一中做国文教员,同年夏,在西安讲习会讲《革命与艺术》,对文艺的社会作用有过精辟见解。1929年在上海建设大学任国文教授。1930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中央《红旗日报》采访员,     

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文史哲》编辑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于1993年6月2日至5日在广西桂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约3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抗日战争是近代百余年来中华民族首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20世纪40年代重庆左翼文艺界的论争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庆左翼文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事情是由当时正在上演的两个剧本《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引起的,但重点不在对于剧本本身的艺术评价,而是借此来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争一方的何其芳从延安来到重庆,负有宣传延安文艺讲话的使命,他根据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认为大后方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非政治化倾向,要求加强文艺的革命政治性;另一方的王戎受到胡风理论的影响,认为文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加强文艺的现实性和作家的思想力量。当时胡风没有出场,但何其芳的批判矛头是对着胡风的,可以看作是批判胡风运动的前奏。这场论争之所以值得回顾,是由于它上承"左联"时期的文艺斗争,下启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运动,所以不可等闲视之,应该细加辨析。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标志。《讲话》的全部论述贯彻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革命的文艺一定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革命文艺运动的唯一正确方向。今天,我们来认识《讲话》精神所显示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历史的车轮又向前滚动了半个世纪。沧海桑田,而它光辉永存。《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时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艺实践的丰富,某些论述需要重新认识,但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它所总结的科学规律、基本精神,仍然具有指导意     

选择:历史与现实的回应——延安文艺理论与左翼革命文艺理论之比较

延安文艺理论,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标志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20世纪中国革命文艺史上的重要理论现象。它的出现,标志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反映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历史等关系转换的新趋向。《讲话》及延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美学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五四和二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理论的直接继承,又是对中国新文艺理论的历史性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相结合的时代趋势。其巨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蔡馥生教授谈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蔡馥生教授,是广东省揭阳县人,今年八十三高龄,但精神矍铄,仍然从事科研写作,参加省内外的学术活动。现退居二线,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蔡老1928年毕业于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不久就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上海“一二八”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先后主编《社会生活》周刊和《正路》半月刊,编写了《计划经济》一书,介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绩。皖南事变后,到新加坡任南侨通讯社主编,在苏门答腊任《民主日报》“新南洋”副刊编辑,积极宣传新民主主义思想。1946年与卢心远同志组织了新加坡经济学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南侨日报》和《南侨晚报》的编辑工作。1948年回到香港主编《大公报》的《经济周刊》,曾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的管理货币理论。解放后,     

经济学家千家驹在南宁作报告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同志,于1980年12月16日在南宁作关于《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报告。这次报告会是由广西政协、广西民盟、广西社会科学院共同召集的。千家驹同志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桂林从事教学和调查研究工作达八年之久,对广西当时的经济情况作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这次来广西又邀请了南宁经济界人士对当前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座谈,并根据座谈提出的问题作了报告。报告分五个问题:第一,建国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第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讲话》:革命文艺的理论指南--兼对关于"文革"文艺评论的一个错误观点的批评

毛泽东同志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话》发表后,作为革命文艺的指南,对指导我国文艺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最近一个时期却有人把"文革"文艺形态的出现,如"三突出"原则等等,从理论上归因于《讲话》,这是极为错误的观点.本文认为,对《讲话》的理解,要从革命文艺理论的角度展开,由此可以澄清对《讲话》的一些错误观点和言论.     

桂林抗战时期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研究资料索引

桂林抗战时期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研究资料索引魏华龄，郭维娟世界反法西斯总论桂林城里的两朵鲜花—日语训练班、俄文专科学校曼非《抗战文化》１９３９．１．１论敌人的文化进攻与我们的对策黄药眠《救亡日报》１９３９．２．２．１版欢迎我们苦难中的国际友人于竹如《救...     

邵荃麟在桂林

1938年到1940年间,邵茎麟在浙江金华参加省委领导文化小组工作,后担任由东南局领导的东南文委书记。1939年主编《东南战线》。“皖南事变”前夕,局势日益恶化,按照党的指示和安排,他于1940年底从金华转移到了桂林,担任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领导当时桂林的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先后当过《力报》主笔、文化供应社编辑和《文化杂志》主编,还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