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在文学与性问题上的几个观点

评在文学与性问题上的几个观点徐成森过去那种禁锢当然不好，很不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把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全抽掉了。压根儿不准写爱情，沾个边都不行；谁要去碰，便会被当作“爱情至上”来批，指斥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时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中性”...     

关于吴宓著译情况的系统分析

吴宓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宽阔,涉及范围很广,在诸如新人文主义、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译介、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外国诗学与诗歌翻译等多个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对吴宓的学术性文章概况、文学创作概况、出版的专著概况及未刊文章等方面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与述评,无论对于吴宓学术还是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都是一项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汉宫秋》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及其艺术魅力

《汉宫秋》是以汉元帝为爱情主人公的末本戏.君王以爱情主人公的面目出现,突破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中君王以刑政教化为重的那个严肃、无情形象的禁锢.同时,渴望安定和平、幸福生活的生存意识的彰显以及戏剧中"情"的诗化处理方式都增添了《汉宫秋》的魅力.     

最具诗人气质的现代学人——论吴宓先生的旧体诗

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学者之中,吴宓先生无疑是其中最具诗人气质的。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诗人气质是伴随着中国民族现代性情感的启蒙和发育而生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这种现代性情感主要是以个体意识之觉醒和现代爱情婚姻观念之确立为代表的。而从这两方面看,其代表人物无疑就是酷爱写诗同时又一生坎坷的吴宓先生。如果说学人之诗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与其所学之专业密切相关,那么对于20世纪学人之诗影响巨大的无疑是现代西方学术。而对于精通多种外语、一生主要从事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文学史、新人文主义、中西比较诗学讲授与研究的吴宓先生,当然尤其如此。尽管吴宓先生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自居,但由于这种选择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之现代学术基础上,因而他的学术旨趣则可谓是更加西方化和具有现代性的。而这种充满现代性内涵的个体生命,其归宿可以说至今仍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     

《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考察

方敬是《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之一,不仅涉及的时间长,而且频率高。方敬既是现代著名诗人,又是有诗人本色的教育家,还是吴宓的同事和领导。由于特殊情势、地位身份和个性气质等,决定了吴宓与方敬的交往具有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效果直接等特点。他们的交往处于朋友与同事之间,有偶然遇见、专门访晤、赠送礼品、参加会议等方式;有寻求政治指导、谈论文化名流、咨询其他意见等内容,多涉及政治性与个人性;这些交往给吴宓带来了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既解决了吴宓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也给吴宓以充实的精神慰藉。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既显示了吴宓令人感佩的性情与气质,也呈现了方敬受人尊重的人格和道德,同时体现了建国以来党的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交往的典型特点。     

试谈主编《学衡》杂志时期的吴宓

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话题中,吴宓与《学衡》杂志是分割不开的合二而一的话题之一。说起吴宓,人们总是要提到《学衡》杂志;说起《学衡》杂志,人们也总是要提到吴宓。这一现象本身,表明了吴宓与《学衡》杂志的关系非同寻常。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吴宓从1922年1月到1933年7月,作《学衡》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历时11年又6个月之久,构成了吴宓人生征途上的一个阶段。吴宓主编《学衡》杂志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黄金时期,是吴宓“以筚路蓝缕之力”企图“为亚洲建一新希腊”的时期,也是人们念念不忘、非议颇多的时期。剖析《学衡》时期的吴宓,即可认识吴宓全人之大半,即可窥视本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人生追求和社会选择之一斑。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一己之见,乞望得到有关学者。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吴宓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过去一直受到批判,其实他对于新文学并非完全反对,只是在变革途径和思路上与新文学代表人物有分歧。事实上,他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倒是十分肯定的,例如对于茅盾的《子夜》．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吴宓。本文即通过介绍吴宓与徐志摩的交往及吴宓对新诗的评价,说明对于吴宓及其文学现有必要给予全面评价,不可以仿盖全,简单予以否定。     

吴宓与柳诒徵的《学衡》情结

吴宓和柳诒徵都是我国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对《学衡》他们都付出了自己不同的努力和牺牲。吴宓与柳诒徵1921-1933年间围绕《学衡》而产生的恩怨情结及二人产生此种情结的种种因缘,学界少有论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执,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不满,使他们在反对新文化的潮流中求同存异,缘此而成学谊。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浅谈元代爱情剧中的“一见钟情”模式

元代爱情婚姻类杂剧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形成了"一见钟情"的恋爱模式。这种爱情模式的出现与封建礼教文化严厉压制人性有着密切关联。封建礼教只能禁锢人的行动自由,却无法约束其正常生理发育与渴望自由的欲望的产生。另外,一些文化意象的频繁出现也有着其自身的象征意义,值得玩味;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也是"一见钟情"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     

从一首散文诗看吴宓的为“诗”与为“人”

吴宓1931年6月在巴黎游学时所作的英文散文诗,是目前所见他的唯一一首英文诗歌。这首英文诗歌对吴宓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价值还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该诗创作时,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正处于若即若离之中,而同时又与一美国女子亲近,其个人感情际遇及对婚恋的观念自然构成了解读的重要背景。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文化论争来理解这首诗歌的意义。在《学衡》时代,吴宓的态度和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等的观点相左,基本属于文化保守派。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期,吴宓对白话的态度已经趋于宽容。1931年5月,胡适撰文质疑《大公报》不用白话,《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则表示要白话文言并重。吴宓的这首英文散文诗也可以看做是对此事件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他对新诗态度的改变的开始。但在表面的改变之中,吴宓的这首诗仍然坚持了他所认定的诗歌的根本精神和艺术原理,并体现了其做人为文的一贯风格。     

吴宓的写实小说论

吴宓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人生的表现，赋予了小说对个人、社会和世界以厚重的文明教化功能。他从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流派那里吸收“写实小说”的概念，把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为小说主旨追求的目标，强调小说对真、善、爱等终极价值的张扬。依此为标准，吴宓展开了对中外“写实小说”的批判。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论吴宓的诗歌批评观

在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中,"情"与"道"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圆融会通的;诗歌形式成功与否,不以新旧而论,关键是要具备韵律格调之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主张恣肆奔放地宣泄情感及展示个性的白话新诗运动和"诗体大解放"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在白话诗理论主流之外的另一诗论倾向,在客观上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论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十多年来,吴宓研究有日渐升温之势.<吴宓日记>的整理出版,为正确评价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常常是恶语相加,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但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引进西学,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     

独生子女大学生价值观新探

当代独生子女大学生价值观的主要特点有：在消费观上渴望自食其力又无法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在恋爱观上既希望追求内在美又缺乏长远打算;在择业观上喜欢选择收入较高且工作不太艰苦的行业。在对待理想与金钱上,表现为重金钱实惠轻理想追求,有崇尚实用主义的明显倾向,并且社会责任感比较欠缺。因此必须加强对其价值观的教育,指导他们健康成长。     

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吴宓与梁实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吴宓与梁实秋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最显赫的两位传人。从吴宓到梁实秋,我们看到的是新人文主义理想如何自然地融入中国现代文学理想的过程。在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中西融合的理想,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扎根于中国现代文化、寻找到来自于中国文化内部支持的基本方式。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必要正视像吴宓、梁实秋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现实尴尬,这种尴尬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     

吴梦窗重午系列词及楚伎新说

文章通过吴梦窗五首重午词以及相关词作,考定出梦窗约在嘉定十五年（1222）前后,即青少年壮游期间曾至淮安,途中滞留扬州,与一位歌妓相恋并最终天涯揆离。回忆这位扬州歌妓亦即楚伎,构成了梦窗此类词作中重午情结与年少情怀的双重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