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权力与身份建构——以大寨“铁姑娘”为考察对象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铁姑娘”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个独特的象征性符号.本文以大寨作为田野点,以“铁姑娘队”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一群体所进行的经验性研究,描述了在“去性别化”的历史境遇下“缺席在场的身体”所经历的被建构过程.而这与国家政治的主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是密不可分的.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舍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     

日伪时期“北满”地区朝鲜族特殊农村研究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北满”地区朝鲜族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日伪政府为了达到掌控“北满”地区的目的,在这一地区设立了“安全农村”、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集结集团部落等特殊农村.由于日伪政府以政治上“保护”、经济上“救济”、教育上“支持”、卫生上“改善”为幌子,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的美化宣传,许多人对“北满”地区朝鲜族特殊农村的存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此,本文拟通过对日伪时期朝鲜族特殊农村的形成以及特征的分析,展示真实的朝鲜族特殊农村的历史全貌,揭露日伪时期朝鲜族特殊农村的本质,鞭挞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丑恶行径.这对日伪时期朝鲜族社会的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西北民族民俗剪影——甘肃回族饮食民俗“小吃”一瞥

甘肃省素有“小麦加”——临夏(即河州)和兰州市“金城关”这类回民集聚的地方,从而使这里的回族人更具地方性的民族特征.这其中的特色之一便是他们所经营的“小吃”了.本来往昔城市回民的经济状况,就是以当时北方流传的一句俗语作为生动写照的:“回回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然而在这种共性中,甘肃回民的饮食业却更多具有地方风味的多彩特色.兰州的“清汤牛肉面”以它的一清二白三红四黄五绿的独特风味,不仅占领西北地区饮食业“小吃”阵地,而且打向了广州,“走向了世界”.这就是以兰州回民马保子的首创而誉传四方的(见封二图1、2).显然伊斯兰教的信仰,牛羊肉作为主食之(图5),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回族小吃的主干食品,“手抓”肉是其一;而在兰州俗称“烂着香”的“羊杂碎”(下水)也吸引着相当一群好吃者(见图6、4).来自新疆、中亚的“烤羊肉”(羊肉串)自然又为甘肃回民小吃业增加了收益颇佳的品种(图6).     

“羌”(()):青藏高原的骨系血亲氏族——以语言学视角探古羌人渊源

汉文史籍记载中的古羌人种属繁多,后人关于其起源的研究多以“西方牧羊人也”之表意为基调.本文从语言学的视角,探讨了“羌”记音的可能性.通过分析对比“羌”(())在汉、藏文中的含义和变化,认为象形文字甲骨文之“羌”在与青藏高原南下族群接触后被用来记音,后世史家在研究过程中则忽略了这一可能性.而古藏文中的“羌”(())即现代藏文的“仓”(()),意为“骨系血亲氏族”,不仅揭示了古羌人的渊源,还原了古羌人社会早期的发展状况,还在客观上解释了羌人何以种属繁多的根本原因.     

“瓯脱”再认识——与张云、何星亮同志商榷

1985年,笔者曾就“瓯脱”一语陈述管见.一年后,张云同志发表了对“瓯脱”的考释专论.此后,何星亮同志又对“瓯脱”进行了再释.笔者以为,张、何二位文中的观点,尚有值得商榷之处,特撰此文以就正于张、何及学界.我们同张、何之间分歧的交点,是对“瓯脱”一词语义的理解不同.与比同时,也涉及到该词语源考释方面的一些问题.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展开讨论.     

略论“德都蒙古”名称及其意义

近年来“德都蒙古”(degedü mongγol)名称在各个领域被广泛使用.早在蒙元时期已经存在类似的名称“stod hor”,而称青海地区蒙古人为“德都蒙古”者,益希班觉为第一人.本文根据文献记载考证这一名称的来源,并对其涵义以及现实意义等作了阐释.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的精神旨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一重要战略思想是对党在西藏工作的深入思考和全新发展,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党在西藏工作的再凝结与再认识,我们必须以中国梦凝聚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为实现“治边稳藏”战略思想而努力奋斗.     

这是“拜年的事”吗?

一位新上任的领导分管了民族工作,另一位领导则说:“这是拜年的事.”意思是说,平常没什么事,不过是过年过节拜个年而已. 我做为一名民族工作干部听了此话很反感.一是为民族工作受到如此轻视而不平,二是为这位领导对民族工作如此错误认识而感到遗憾. 我不愿在这里絮叨民族工作如何重要,中央对民族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常常把民族工作提到“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而这位领导却把它说成是“拜年的事”,这与中央     

汉人宗族发育过程中的等差数列现象及其原因探析

汉人宗族以等差数列的方式向前发展,其发展差数为五世(实际代数为四代).它经历了从春秋时期的五世宗族,到九世宗族,再到西汉时期《尔雅·释亲》十三世宗族的跃迁.而后至宋代“欧苏谱法”,继承了这个差数跃迁原理,明确了“五世一提”或“五世一图”的思想,为近世十三世以上的大规模宗族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铺平了道路.这可以在中国汉人地区获得广泛田野证明.中国宗族的这一发育原理有其先验认知图式的支持,是中国古代宇宙观和空间政治观的一种投射与体现.后世大规模宗族的出现并不单纯是开襟臣民祭祀始祖的作用,与“百世不迁”的大宗法模式无关,亦非单纯遵循自然的人口世代繁衍规律的结果,而是一种文化图式的规定.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     

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

有关青海省都兰县一带的古代墓葬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我国考古专业部门和专业人士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研究结果均断定为吐蕃墓葬,国务院与青海省政府曾以“都兰吐蕃墓”名称正式发文.但在近几年里,青海省的一些地方史爱好者对此持不同观点,执意将其归为“吐谷浑墓”,并以此频频发动舆论,对地方文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为澄清这一事实,从多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问题.     

历史记忆与民族关系——从陕西“回民起义”谈起

同治年间的陕西回民起义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西北回民起义.本文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载体,论述了令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与当前陕西地方民族关系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当前对“回民起义”的研究主要是为了以史为鉴,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     

族群归属与社区生活——对一个云南小镇“藏回”群体的人类学研究

云南藏区的“藏回”,是不同族群在长期交往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保留着一部分对回族的认同,但在生活习俗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已经深深的被藏化或者汉化.本文将以云南省德钦县升平镇为例,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绍“藏回”群体在当地的历史渊源与生活状态.我将指出,在理解这种现象的时候,需要区分“身份证上的族别”、“心理上的族群认同”与“生活上的族群习俗”这三个概念.我也将指出,对社区生活的参与和依赖是回民逐渐“打开自己”的重要原因,同时,他们也在家庭与清真寺中保留了一片自留地,使传统身份与文化得以延续.最后,结合相关论述,探讨这种“地方化的伊斯兰教”出现的原因,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披楞”琐议

18世纪晚期以来的涉藏汉文史籍中称南亚的英国人为“披楞”,这是对藏语词的音译.前辈学者研究认为“披楞”源自波斯语Feringi一词.文章梳理了藏文史籍中“披楞”的多种拼写形式,探讨了藏文文献中有关英国人的称谓变化,指出藏族人对英国的称谓经历了从“、“”、“”到“”的变化过程,反映了从最初的误指、借用到创造新词,再到名从主人的演化脉络.     

试论“刘三姐”经典传播中的文化借重模式

“文化借重”是指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为获得赢效的传播效果,自觉地利用其它优势或强势文化符号,将其作为传播的主题要素以助其传播成功的一种特殊策略.“刘三姐”在其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误读”与“挪借”模式、“印象”模式、“寻找”模式、“经典重绎”模式、“异质同构”模式和“恶搞”模式等六种模式,以期由对“借重模式”的讨论而引发了今后如何对文化资源加以激活利用的思考.     

野人女真的“塔坦”

穆昆塔坦的研究,我们主要以《满文太祖老档》所载的穆昆塔坦表即所谓的族籍表为中心,试对穆昆塔坦制进行历史的考察,并竭力说明这一制度所必然依据的一些基本事实。以下,我们准备以穆昆塔坦为背景,考察一下穆昆塔坦制在各种环境下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最后证明这一制度是满洲社会的基础组织。“塔坦”(tatan)一词的语义,在《清文鉴(二四)·毡屋帐房类》释为“走在野外人的住所”,相当汉语的“下处”。另在《女直译语》一书载有“塔塔孩” (t’ah-tah-hai)一词,意为“下营”。《女直译语》所收条为海西和建州的方言,所以可知“塔塔孩”一     

隆吐山设卡之争及其对清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主义者以“传教”、“探险”、“游历”等方式对我国西藏进行侵略渗透失败之后,为尽快打开西藏的门户,使西藏尽早成为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于1886年英帝国主义擅自划界,并将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设卡进行防范的行为指责为“越界”,任意增兵挑衅,以挑起战端。这一事件,不仅使西藏地方很快陷入了英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侵藏战争的“泥淖”中,而且对离间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增加彼此的隔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