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消费的审美趣味变迁——以中国杂技表演为例

受时代影响,大众文化消费的审美趣味在发生变迁,以中国传统杂技为例,从单纯欣赏杂技有惊无险的高超技艺,到"技"和"剧"并重的杂技剧的出现,以及杂技与舞蹈、外来文化的融合,借助声光电等高新技术手段烘托舞台气氛,展现给大众饕餮盛宴,充分体现大众审美的多元性、全球性和后现代性等特征。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下文化遗产在文旅演艺中的构建关系

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看,文化遗产与文旅演艺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的互构关系,主要呈现出“大结构”和“小结构”两种样态。所谓“大结构”是指旅游文化中原有形式的景点景区,而“小结构”则是镶嵌于“大结构”之中所形成的并存、对立、联结等结构关系,以及不同亚剧态中差异化的关系组合。“小结构”样态主要有山水式实景演出结构、沉浸式情境演出结构和狂欢式主题公园演出结构三种。三种“小结构”样态中又分别有N系列剧作,以满足不同观演群体的需求,主要有传统观演、沉浸情境和消费游玩三种体验功能。因此,文化遗产与文旅演艺的互构关系是源于时代审美共情下“统一”而“多样”的辩证构成。“一统‘剧’态、差异构成、文化解构、现代表达”则是互构核心原则。     

广西北路壮剧唱词英译策略研究

壮剧是壮族代表性的民间戏曲,其中的北路壮剧真实地反映了壮族人民生产生活以及思想感情的各个方面,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壮剧堪称是了解壮族人民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北路壮剧使用壮语演唱,其唱词具有音韵美、节奏美、修辞美、意境美等审美特征。壮剧唱词英译应遵循"力求传神达意,确保合乎习惯"的原则,并采取准、整、创的英译策略。     

藏戏发展现状及音乐艺术特征

藏戏最初是在西藏、青海、四川以及云南等藏族聚居的地区，其中保重了卫藏地区的“阿姐拉姆”剧，安多地区的“南木特儿”剧和康巴、安多交接地区及果洛地区的“格萨尔”剧，四川的色达藏戏等。在印度、不丹等多个国家，藏族聚居的地区也有藏戏在不断流传，人们将青海地区的藏戏称之为“南木特儿”剧中，在藏语的翻译中，表达的是传记、故事等含义。藏戏在我国的青海、甘肃等地区，受到百姓的欢迎有着较大的发展，现今已经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特点。     

从“美”字原始意识探寻羌族民间艺术的审美渊源

深入分析“美”、“羊”、“羌”等字的原始意义及其与羌民族文化起源的关系,并从陈良运先生的“美”字的原初审美观念(即性美说)中寻求羌族对华夏文化的“美”形成的影响,进而从羌族阴阳观、和谐观的哲学思想来探讨其对民间艺术的审美影响.     

高校“身韵”在“中国古典舞基训”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

古典舞作为中国舞的重要分支,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曲艺、武术、杂技等多种艺术元素,体现出东方舞的刚柔并济之美。在古典舞教学落实的过程中,要有效体现心神兼备、身心互融、内外统一的身韵特点,以更好地推进古典舞的艺术审美发展。现从中国古典舞发展历史入手,浅述古典舞身韵审美的艺术特点和练习技巧,以更好地凸显身韵在中国古典舞基训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     

守护民族文化中的差异美:壮剧保护的思考

守护差异性寻求发展的壮剧,面临着由传统单一的地域特色发展为更为丰富的综合性戏剧风格的转型问题.对于壮剧的保护就是要充分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在民间文化生存演变的规律中营造有利于壮剧发展的文化环境,建立一个充满审美精神和艺术氛围的人文世界,促使壮剧形成一种自身调节的动态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吕梁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路径研究——以岚县面塑为例

岚县面塑是吕梁民间手工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承载着岚县劳动人民的精神寄托、思想情感和审美需求,是岚县本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却被视为下里巴人的“玩意”而不登大雅之堂,直到2015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名正言顺地走入大众视野,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以岚县面塑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发展现状和传承形式的基础上,探究岚县面塑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保护和发展路径。     

做“绣郎”:青年非遗传承人的新形象建构

互联网对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非遗的表述、传承和传播提供了全新的空间。刺绣技艺作为传统“女红”具有明显的性别技术指向,媒体报道中所涌现的优秀“绣郎”群体打破“女子之术”的性别气质壁垒,建构了兼具高学历、创新性、文化主体性、职业化等特质的青年非遗传承人新形象。以“绣郎”为代表的青年非遗传承人善于利用网络新媒体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助推非遗跨界传播,彰显了其共享性和公共性等特征,并且重塑大众对非遗的社会认知。     

少数民族网红短视频的审美特性

媒介环境的交互性、媒介平台的商业性、媒介产品的消费性及媒介文本的审美性相互叠加，使网红成为这个时代最具热点效应的媒介景观与审美现象。少数民族网红，因其“民族性”而使其短视频具有特有的审美意涵。一方面，民族的审美性与媒介的商业性成为其运行逻辑；另一方面，民族的日常性与审美的综合性成为其美学特性。在媒介产品、媒介文本日益多元的社会场景下，只有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网红短视频的审美效果，才能更好地推进各民族线上线下的交流交往交融在审美意义上的不断深化和升华。     

“熊猫妈妈白玉陵”:20年的美丽相守

熊猫英英是首届中国杂技艺术节身价最高的动物明星,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只会表演杂技的大熊猫。十多年的舞台表演,使英英成为中国驯化表演艺术界里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几乎摘取了国际国内相关表演上的所有大奖,被泰国国王奉为“吉祥之宝”,被加拿大卡尔加里市长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英英风光全球的背后,一位名叫白玉陵的伟大女性,她放弃了自己前程大好的表演事业,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光,献给了祖国杂技驯兽事业,20年如一日地像母亲一样照顾英英,坚强地守候着它。如今英英早已成为了白玉陵生活的一部分,并融入了她的灵魂。美丽女演员的选择:…     

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的社会功能

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的社会功能管彦波头饰，作为人类最初的文化产物之一，它使裸露在大自然中的人增加了一层文化的“庇护”。同时，它赋予了人类一种身体器官以外的空间扩张及其速率，具有幻化性、规范性、阐释性、象征性、审美性等诸多社会功能。而“功能是人的自然属...     

传统藏戏的审美张力分析

传统藏戏将教化性和审美性融合统一,形成了具有无限延展的审美空间,被藏民族一代代接受和传承。传统藏戏的多种元素彼此之间相互对抗、冲突和矛盾,形成具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和强大的审美冲击力,使接受者产生共鸣,在艺术的审美中获得精神的洗礼。在传统藏戏中,主客体巨大反差产生崇高美,体现出藏民不屈的超越精神,以及克服和战胜恐惧后的心灵慰藉和平静;传统藏戏采用佛教逻辑叙述故事,集中体现藏民的人生姿态和精神信仰以及对于真善美的认知和追求,凸显世俗的人性美;藏戏以美的艺术形式和程序化的艺术表演再现普通大众的味与情,形成独具特色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最终达到宗教教化的目的;藏戏中戏师的理性讲述与演员的感性表演形成对照,让受众游走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对于人物与情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反思;藏戏重复与回环的情节设置使故事情节发展更曲折,人物形象更丰满,主题思想更鲜明,形成了复调之美。     

审美回忆铸就诗歌的永恒魅力

李商隐的一生是丰富而凄苦的，这使得他常常在诗作中链接自己亲身经历的往昔情境，通过审美回忆使诗作具有独特的审美品味。本文通过阐释李商隐是如何重现往日情景构成审美意境，让自己的回忆有着“按着美的规律塑造”的审美创造性质；如何艺术地处理了并非亲历的“历史沉淀性”的回忆来表达自己的一种独特感受，从而探析了李商隐诗作缘何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     

廖明君主编的《壮剧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

壮剧艺术主要产生、发展于右江、驮娘江、西洋江和清水江流域,主要分布于广西百色市的德保、靖西、田林、凌云、乐业、西林以及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富宁、广南等县,在这块土地上主要居住着壮、汉、瑶、苗、回、彝、仡佬等民族。壮剧除了具有一般戏曲艺术所具有的综合性和活态性特征外,由于壮     

略论西藏传统杂技产生与发展的文化环境

西藏传统杂技的产生与藏民族居住的文化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是西藏传统杂技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形成、演进和发展,呈现出显著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二是特定的地理文化环境创造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藏民族文化,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杂技艺术;三是节日环境为传统杂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民族节日是孕育传统杂技并使之得以发展的重要土壤.     

“乐”字的审美意蕴及美育指向

“乐”字源于甲骨文,其承载了两千余年的历史沧桑,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变化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乐”字的读音与内涵也不断丰富与深化。本文通过追溯“乐”字发展的历史脉络,探寻其体现的中国古典审美意蕴,并以此为线索,提出“乐”字所暗示的美育方向——音乐之“乐”以其政治性、规范性来陶冶情操;人生之“乐”以其生活性、愉悦性来温润心灵;超然之“乐”以其哲理性、超越性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时事热评

王菲生育,一场畸形的集体狂欢“天后”王菲在医院顺利产下一个八斤重的女婴,总算使得这场轰轰烈烈的娱乐事件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日夜苦守的狗仔队们和屏住呼吸的大众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我们也庆幸能摆脱媒体多天来持续不断的大篇幅的视觉围剿。然而,谁能说,王菲生育以后的新闻从此就偃旗息鼓了呢?据一些媒体报道,王菲生育已经成为了近期来很多读者最为关心的话题,甚至远远超过了近日同时发生的山西矿难,这一点足以表明“乌合之众”的审美价值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市场传媒的制造,大众对明星隐私的窥视欲才会显得生命力如此…     

礼乐制度与中国艺术乡建——兼论审美治理的中国经验

艺术乡建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形态,以“艺术介入”之维体现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近年已取得了系列性的成果,同时也因对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理解与实践有所差异而存在诸多问题。艺术乡建实则并非局限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介入,而是在当代多元文化叠合的语境中,综合运用美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以审美经验的自律为基础,对乡村自身的礼俗秩序及其嬗变进行发掘和阐释,并以当代审美经验构建新的乡村共同体,从而真正激活乡村自身的价值。礼乐制度是富于中国经验的审美治理机制,探讨礼乐制度如何在民间接衍并建构其当代形态,是实践中国艺术乡建由“外”而“内”并交互共生的重要路径。     

传统经典的重塑与演绎——刘三姐创意转化及彩调剧《新刘三姐》探析

刘三姐的历史原点是民间传说。壮族山歌文化是孕育“刘三姐传说”的“母胎”。经历艺术、电影、旅游“三次创意”转化之后,刘三姐成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现代经典,成为地方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这是文人精英主导下的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彩调剧《新刘三姐》以传统的内核和精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新时代精神,这是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文人精英对传统经典的演绎和重塑。其是否成为新时代经典,还需社会审美经验的转变、培育、接受、重构和认同,从而实现对精品的同频共振,形成固化的社会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