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古塔述论

北京市房山区现存古塔100余座,居北京地区现存古塔数量之首,且历经唐、辽、金、元、明、清数代,多数保存至今。古塔形制多种多样,主要有密檐式塔、覆钵式塔、楼阁式塔、花塔等。房山区遗存至今的古塔以其发展历史绵长、数量众多、形制繁杂而独具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宗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国古建筑防火保护策略研究

我国现存有大量历史悠久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主要包括宫殿、寺庙、楼阁、宅院、庙宇、古塔,其中陈列着大量的壁画、古代雕塑和文物,有着不可再生的巨大历史价值,是研究古代文化艺术、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的宝贵资料。同时,古代建筑也是旅游活动集中地,由于古代建筑结构特点,近几年来火灾事故不断频发,甚至造成古建筑的损毁。作为消防保护的重点单位,加强古建筑的防火保护措施,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势在必行。本文结合古建筑火灾相关数据以及防火保护现状,对有效防火保护策略进行分析和探讨。     

我国古建筑防火保护策略研究

我国现存有大量历史悠久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主要包括宫殿、寺庙、楼阁、宅院、庙宇、古塔,其中陈列着大量的壁画、古代雕塑和文物,有着不可再生的巨大历史价值,是研究古代文化艺术、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的宝贵资料。同时,古代建筑也是旅游活动集中地,由于古代建筑结构特点,近几年来火灾事故不断频发,甚至造成古建筑的损毁。作为消防保护的重点单位,加强古建筑的防火保护措施,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势在必行。本文结合古建筑火灾相关数据以及防火保护现状,对有效防火保护策略进行分析和探讨。     

杭州飞来峰第55龛顶髻尊胜佛母九尊坛城造像考

位于浙江省会杭州市内的飞来峰以佛教石刻造像闻名遐迩,其数量之多、形制之大、造型之美,均为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盛世的汉唐之后所罕见。据统计,飞来峰现存五代、宋、元时期的佛教造像多达280尊。其中元代造像数量最多,为飞来峰佛教造像中的主体和精髓部分,现存造像67龛,大小造像116尊,形成了“白石皆成佛,苍头半是僧”的壮丽景观。116尊造像中,有46尊为藏传佛教风格造像,62尊为汉式风格造像,8尊为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飞来峰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于一身,是中国佛教造像中绝无仅有的融汉藏佛教艺术风格于一     

李宾山兰若寺舍利塔考

李宾山兰若寺舍利塔创建至今700余年,因文献史料资料匮乏缺少对舍利塔建筑和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本文试图从佛教建塔的起源和建塔的制度,建筑结构及塔体碣文注释进行详细考证,探究李宾山兰若寺的历史脉络,及人文历史内涵。     

李宾山兰若寺舍利塔考

李宾山兰若寺舍利塔创建至今700余年,因文献史料资料匮乏缺少对舍利塔建筑和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本文试图从佛教建塔的起源和建塔的制度,建筑结构及塔体碣文注释进行详细考证,探究李宾山兰若寺的历史脉络,及人文历史内涵。     

族源·战争·迁徙: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意蕴的一种解释

神话、史诗长于叙事，舞蹈、音乐亦可以叙述；而作为美术范畴的服饰形制及 图案长于表情拙于记述。而恰恰难于叙事的服饰图案，一些少数民族居然成功地用它生动地记 述了其艰辛的族源史、战争史、迁徙史，这是服饰在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中，替代文字语言功 用，发挥出图画文字价值的显著例证。多数民族服饰所传达的历史意识与乡土情结，展示出少 数民族服饰所具有的文字文化史料价值，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体现者的重要职责，堪称“穿在身 上的史书”。     

论汉画像砖的考古学价值

汉画像砖作为在考古中发现的重要文化遗物,其考古学价值不凡.这种画像砖虽然仅作为墓室装饰的构件,外形质朴、形制简单,但是其蕴含的历史信息丝毫不亚于其他出土文物和典籍记载.本文拟从情感价值和科学认识价值两个方面来分析汉画像砖在考古学中的重要价值.     

中国藏学图书馆所藏《大藏经》版本简介

<大藏经>是所有佛教经典的总集,现存<大藏经>按文种的不同可以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巴利语系和日文七种.本文在介绍上述各类文种<大藏经>版本的基础上,重点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所藏十五种汉藏文<大藏经>的版本、校勘刻印历史、藏经数量及文献价值进行了较全面的概述.     

论汉画像砖的考古学价值

汉画像砖作为在考古中发现的重要文化遗物,其考古学价值不凡。这种画像砖虽然仅作为墓室装饰的构件,外形质朴、形制简单,但是其蕴含的历史信息丝毫不亚于其他出土文物和典籍记载。本文拟从情感价值和科学认识价值两个方面来分析汉画像砖在考古学中的重要价值。     

藏文史书的叙事传统:宗教义理、文学故事与历史纪实

藏文文献数量巨大,位在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之首而仅次于汉文文献.其内容宏富,又以佛教典籍和相关著述为最.学术界对藏文文献学和史学史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且有出色成就.与此同时,深挖现存藏文史书的内在价值,探寻其著史体例、史学思想,乃至叙事传统、写作风格,也对科学、客观认识藏文史书价值,进而为深化藏族历史研究主题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对藏文史书叙事方式的考察,是其中的一部分.     

藏传佛教楼阁式佛殿在喜马拉雅南麓的发展——以不丹建筑为中心

楼阁式佛殿诞生于吐蕃时期，是西藏早期宗教建筑的代表性形制之一。由于楼阁式佛殿在西藏保存完好的建筑实例较少，此类建筑的外观形态与空间象征性来源、发展历程及衰落原因尚无定论。本文以受到西藏建筑文化辐射的不丹为中心，研究楼阁式佛殿在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的流布，分析楼阁式佛殿的原型、传播过程与特征，探讨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对外输出与地域性发展，以扩展西藏建筑艺术研究的广度。     

甘孜州藏族土葬习俗初探

在今天四川西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内，聚居着五十多万藏族人民，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民族的融合，使他们逐渐形成为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和其他民族一样，甘孜州内的藏族也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就丧葬来说，有天葬、火葬、土葬、水葬、塔葬等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变化，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影响，其丧葬形式也在起着变化。本文依照墓葬形制、土葬习俗和系展问题的顺序，试图对甘孜州藏族的土葬习俗作一试探，这对于了解该地区藏民族的风俗习惯，研究甘孜州藏…     

简论燕下都瓦当饕餮纹与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联系

燕下都瓦当承载着许多历史、文化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其纹饰和形制反映了燕国都城建设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其最具代表性的饕餮纹饰可从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中找到历史渊源,对探讨燕文化和商周文化的传承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广西胡琴形制多样性成因分析

广西有马骨胡、葫芦胡、土胡、竹衣胡、壮母胡、竹笋胡、马头骨胡、牛角胡等十余种形制多样，趣味独特的胡琴，呈现出壮美纷呈的特色胡琴文化景观。本文以设计学的视角，寻找造物智慧，溯因推理，从形制追随地域、形制追随创造、形制追随生命三个方面对广西胡琴形制多样性成因进行探索，试图总结出成因规律，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谈雕花陶球泥塑工艺形制与装饰纹样的设计与文化价值

东光雕花陶球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大本营在河北省中部的东光县灯明寺东金庄。这里有金氏一族,他们祖传雕花陶球泥塑工艺,经过十几代人的传承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工艺。雕花陶球有着广博深远的内涵,在艺术、文化、历史、科学诸方面都有着不凡的价值。东光雕花陶球从形制到装饰纹样设计,集中了古化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具象与抽象各种图案,丰富发展了图案艺术,是体现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的艺术形式,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简论燕下都瓦当饕餮纹与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联系

燕下都瓦当承载着许多历史、文化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其纹饰和形制反映了燕国都城建设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其最具代表性的饕餮纹饰可从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中找到历史渊源,对探讨燕文化和商周文化的传承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苏州古塔景观艺术值研究——以瑞光塔为例

佛塔是佛教的主要构筑物和标志性建筑,它和殿堂等建筑共同构成了佛教寺院,是佛教文化传输、研究、发展的主要场所。佛教文化虽是外来文化,但在长期发展中已逐步汉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研究和了解古塔是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至今中华大地仍然散布大约三千座佛塔,古城苏州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佛塔既有物质构筑的一面,更有精神构建的一面,它在华夏大地的产生及推广,必须要有佛教文化的深入、当时社会政治的稳定、财富的积累以及建筑技艺的发展等条件的具备。与中国的乡土艺术、建筑文化相融合逐步中国化、世俗化,并和山水环境、城市景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本文的研究,在对古塔进行绝对保护的基础上把“死”的建筑变成“活”的景观,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为现代化城市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为古塔在未来城市建设,园林景观方面的指导与借鉴作用进行简要分析,指出古塔在现代城市中的发展路径。     

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图像探析

国内遗存的金刚宝座塔为数并不多,其中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因其雕塑形象的精美绝伦而首屈一指。时代的晚期性丝毫无损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艺术价值,反而因其具有多民族艺术的融合性,成为实物的明证,文献的补证。但金刚宝座塔作为藏传佛教艺术的承载体之一,并未得到过足够的关注。文章从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上的雕像出发,追溯历史,探寻图像之源,力图展现乾隆统治初期以兼收并蓄为主的时代审美特征,体现中西融合的艺术特色,彰显汉、藏、蒙等民族的审美情趣,以期准确把握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艺术与宗教特征。     

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

本文通过西夏文文献记载和印刷品实物考察有关西夏刻字司的史实及西夏官刻本的形制，目的是为中国出版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资料。西夏于11世纪末期从中原接受了雕版印刷术，政府随即设立了一个叫做“刻字司”的机构来负责刊印世俗（非佛教）典籍。刻字司为番大学院的下属机构，设两名首长，由学院的官员兼任，在12世纪80年代以前本司并无刻字工匠，80年代始补入中原刻工20多人，实际工作不满10年，约在12世纪和13世纪之交停止工作。现存的西夏印刷品实物中可考定为刻字司刻本的书仅有5种，其行格全仿宋大字本，唯版口形制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