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但在塑造郭沫若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郭沫若文学创作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可以这样说,郭沫若一生文学创作上的优长与不足,都与儒家文化、儒家美学密切相关。儒学的中心命题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而不仁如礼何,     

从《论语》“君子”情怀看当代作家的文化品格

《论语》蕴涵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君子”文化尤为典型,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绵延产生了深远影响.“君子”既是一个文化象征的符号,承栽了丰厚的文化精神,又是一种文化情怀,被赋予了完备的文化品格,它是孔子人格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学创作领域“小人”文化泛滥成灾,甚而出现文化品格缺失,文学使命游离,从而导致文学的世俗化、侏儒化和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要改变这种现状,当代作家必须加强文化品格涵养,而《论语》“君子”情怀对此具有重要的现实参照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国之道与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的设计——与《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一文商榷

《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刊载了《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一文(以下简称《人法》),读后觉得此文涉及如何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设计现代社会控制体系这样的重大问题。文中的见解不乏深刻之处,但文中的一些观点亦值得商榷。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人治设计亦有与西方法律精神相近的法治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人法》一文中,作者在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设计”这一概念时,基本上是在总体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实际上,文中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人治设计”,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中的政治统治思想或政治     

文化的颠覆与救赎——试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

革命话语的转换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又一次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本文从文化与历史演变关系介入,揭示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省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毁灭性的打击,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文化颠覆和精神虚无的状态;另一方面,揭示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救赎过程中,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存在的深刻矛盾,并指出小说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启示我们找寻真正的实体性的历史意识,重新开始“讲述”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故事”.     

“训话”还是“对话”?——论《论语》中“孔子”的言说方式

在西方文化传统里,所谓的“独裁者(Diktator)”首先是指那种拥有无上“话语霸权”、并以“训话”(Diktat)为主要言说方式的人。本文通过对《论语》中“孔子”的言说方式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论语》中的“孔子”本质上不是一个“对话者”,而是一个“训话者”,“Diktat”是他最主要的言说方式,并且这种言说方式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体系”内在的要求和必然的结果。     

论儒家的伦理传播观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把传播限制在“礼”的框架下,形成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伦理传播观。这种传播观不是“求真”而是“明伦”,是传统中国难以通过传播形成良性的知识生产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天命神圣”到“社会神圣”：儒家文化神圣性的社会建构机制——兼论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的“神圣”维度

神圣问题是文化信仰领域中最为原初的核心议题,也是最易产生分歧和难以把握的抽象概念,并形成了一种离散认识。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文化的神圣性在于对人类活动的秩序化。作为以人伦关系为底色的文化信仰体系,当前以吸取儒家文化有益滋养为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神圣”维度的再度辨识。在儒家文化神圣性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尚需经由神圣资源的运作与仪式表达,达成兼具“现代社会神圣特征”与“传统人文信仰关怀”的社会公共性,并藉此尽力达成有关“何为儒家文化”的社会共识。在“多样但不多元”的神圣格局之下,维系儒家文化神圣性的旧机制遭遇部分失效,而以文化公共性建构儒家文化神圣性的新路径尚未完全形成,这已成为当前儒家文化建设“神圣”维度中的一大结构性问题。     

延安革命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探源之一

作为延安革命文艺思想的代表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阐释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具有中国“草根”文化的背景 ,自幼接受中国式教育 ,博览中国经典 ,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情结。这个情结凝聚着儒、法、道、墨等几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源头。自《诗经》以来中国“兴”、“观”、“群”、“怨”的儒家文化功利文学观 ,深刻地影响了《讲话》中关于“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 ;具有强烈民粹之风的古代墨家平民哲学则深刻影响了延安革命文艺的“工农兵”主体说 ;而主张暴力强调改革进步的法家思想则自然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     

论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我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文化传到东南亚各国后,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这些国家在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发展成为亚洲的“一大龙”和“四小龙”方面,起到了文化原因上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可以起到使一个民族凝聚和团结起来的作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之所以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保持统一而不分裂,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当重视文化的这种凝聚和激励作用,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和团结起来,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要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服务。这就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     

菅原道真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

在日本平安前期大量派遣遣唐使,积极主动吸收唐文化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唐风文化"背景下,儒家经典《论语》成为官学机构的必读书籍。文人官僚菅原道真官至宰相,其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颇具代表性。从平安前期社会对《论语》的接受背景切入,围绕菅原道真的"尊王忠君"思想、强调执政者个人的品性修养和自觉以及"富之教之"的民本思想三个方面,探讨菅原道真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具体接受,有利于丰富平安前期日本社会对儒家文化的接受这一内容。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中国人文教育的反文化性

教育的“教”很有意思，我想对它做一次权宜性的解读。其解读路径不恪守六书，更多的是个人体认。就简体“教”而言，它左“孝”右“文”（反文），是个会意字。这意味着教育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左边的“孝”表明了它的性质。西汉《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夫孝……教之所由生也。”可见“孝”和以“孝”为表征的儒家文化就是传统中国的施教内容。众知，儒家文化是人伦性质的，“孝”所表明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最切近的关系。可是这种关系一旦用“孝”字表现，马上就出了问题。如字，“孝”的构形是上“老”下“子…     

模因视角下《论语》中儒家文化的英译本分析

《论语》的英译是西方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模因与《论语》中的儒家文化的不同译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模因正是文化传播的有效桥梁,而文化的传播也正是模因进化的结果。儒家模因正是在文化进化与模因论相结合的背景下通过中西方译者的不断努力实现其传播和传播的最终目标。     

中学生语文教学融入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尝试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晶。高度浓缩了中国古代人生智慧、生命境界、审美情趣、道德理想和文学修养。在南京教育家协会专家的指导下,笔者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切入点,以学校语文学科教学为渗透面,努力探讨教师、学生、家长“三位一体”的综合素质教育新方法。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20世纪中国文学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及其张力

对儒家文化的寻根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其中“五四”时期及20年代,30、40年代和80、90年代尤为突出,且呈现出不同的话语面貌。这种寻根形成了两种张力:一是儒家文化在遭到反叛的同时,也被潜在或公开地认同和赞赏;二是儒家文化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基本上处于冲突状态,但它有时也会被进行现代改造或话语转换。由此得到启示:应当把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与西方等外来文化相互阐发,从而以综合创制的方法来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建构,并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金瓶梅》价值的货币文化解读

从货币观念的视角审视货币所引起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不失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金瓶梅》中人物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与审美观已超出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体系,《金瓶梅》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近代货币——文化本质内涵的商业文学,即由以稳定性和道德至上为其精神特征的“发乎情,至乎礼义”、重义轻利的农耕文学,演变为以“寻新求变”和金钱至上为其精神特质的“发乎情,至乎利益,披乎礼义”的重利轻义的商业文学。这种变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性。     

试析《论语》的动词思维——以“问政”为核心

以《论语》中九处关于“问政”的回答为例,介绍《论语》强调“如何做”而不是“是什么”这样一种动词思维的言说方式,并进一步分析动词思维这种言说方式的特点与意义。     

孔子的思想特点浅析

孔子的言论大部分载入《论语》和《礼记》里。他在整理周以来的《诗》、《书》、《易》、《礼》、《乐》、《春秋》著作中,总结了古代历史并继承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第一,关于“自然观”。孔子对殷周以来的鬼神迷信取存疑的态度。他的主张是“以孝治人,以人道治人”。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不讲神怪,“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孔子的这一思想精髓,直接注入汉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重人     

《论语》中的君子观

:《论语》中的君子观 ,集中体现了孔子的“立人”思想。从开篇“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到结尾“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不断深化的君子修养体系 ,对中华民族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世界各民族的人格塑造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以言《诗》——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绘事后素”新释与经典诠释再思

对《论语》“绘事后素”进行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梳理,认为“绘事后素”的理解应包含子夏对《诗》的征引的内文本、《论语》中的对话文本、儒家诠释文本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内蕴着轴心时代所面临的“原生”传统、轴心时代所“创生”的文化传统与“生生”不息的经典传统三种传统。以“绘事后素”为例,由《诗》这一经典出发,可以引发出对艺术之诗、真理之思与经典如何与生命共在的哲学诠释学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