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专业化分工所致的相互剥离,又显现为差异化优势驱动的相互融合.尽管我国已是制造大国,但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仍不发达,而且中低端制造业去产能进程和智能化转型缓慢,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向制造强国的突出短板.为此,需要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有效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加大顶层设计和统计决策制度建设力度,推动形成生产性服务与生产制造协同发展的产业新生态.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改进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2011-2015年福建省9个设区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情况及两者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旨在为福建省产业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福建省制造业的企业集聚程度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反之,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企业集聚程度和区域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泉州市、龙岩市分别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最具专业化优势的地区;福建省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呈现"平缓-低速"的下降趋势,各设区市协同集聚程度差异明显且变化趋势各异,其中,协同集聚程度最高、最低的地市分别是厦门市与三明市,形成了沿海高值片区包围内陆低值中心的"OJ"双层空间结构。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重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本存量、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制造业增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四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固定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均是制造业的格兰杰原因,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为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三个变量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顺序依次为固定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生产性服务业,由此表明重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较弱.     

工业化中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存在着协同定位效应,并且该效应受商务成本和城镇化率的影响。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关系有所不同。工业化中期,在相互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工业化进程中的“挤出效应”使二者空间分布呈现相互分离态势。湖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通过分析2003-2012年数据,得出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存在着相互排斥效应。     

“一带一路”背景下提高重庆市汽车制造业竞争力的对策

分析“一带一路”给重庆市汽车制造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重庆市汽车制造业竞争力进行评价,与其他省市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重庆市汽车制造业在产业带动与成长竞争力、产品销售与资本资产竞争力、经济效率竞争力、风险控制竞争力4个方面表现不一.据此,给出提升重庆市汽车制造业竞争力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采用2009-2019年省域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和行业差异。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东部至西部递增;相对于高端服务业,传统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影响更大;五大行业⁽(1))中,仅“医药”“电子”和“计算机”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行业差异明显。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因地制宜采取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完善国家顶层设计。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可以有效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为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支撑。以河南省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发展进行探讨,从相互需求和波及效应两方面出发分析,旨在为河南省的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参考。研究表明:河南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尚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互动作用不稳定;制造业产业层次稍有改善,其中,中技术产业占主导,高技术产业发展进步缓慢,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力仍显不足;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处于升级阶段,现代服务业利用率增加缓慢,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有限。有必要加强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从政府优惠政策及人才培养方面巩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产业高度的实证分析

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促进制造业产业高度的提升,但这种提升作用的发挥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对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高度提升作用的发挥。依据这些条件,从城市功能分工的角度做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载体研究

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成为经济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依据两者的产业属性特征,从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4个方面,阐释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载体运行方式,以期为区域产业关联分析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工具。其中,资金关联通过资金渠道和金融创新来实现;人才关联表现为猎取、培训和转移3种方式;技术关联以交流平台、咨询服务和研发支持为主要表现形式;信息关联则借助信息交互共享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对接、数据交互处理和国家政策解读的关联功效。     

武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知识技术含量和深化制造业分工,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涉足价值链的高端。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分析入手,探索了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在将武汉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与上海、北京对比的基础上,得出了武汉制造业升级亟待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武汉制造业升级的对策措施。     

三重螺旋视角下我国制造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文章基于三重螺旋理论视角,引入政府对制造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创新的激励及惩罚机制,构建制造业企业、学研机构和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演化路径、稳定策略及影响因素,并用Matlab仿真模拟。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和学研机构从协同创新中获得收益越大,协同所需投入成本越小,双方越趋于协同,额外收益和初始成本足以使双方协同,因此无需政府过多干预;反之,政府需积极反应,政府资金支持与惩罚力度越大,制造业企业、学研机构越趋于协同创新。     

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企业间关系结构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涌现,而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也开始进行广泛合作.回顾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并对最新出现的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进行了界定,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企业间关系结构属于协同网络结构,并从规制方式、权力依赖、关系复杂性、关系重要性与关系变革等五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企业间协同网络结构模型.     

中国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机制创新研究

"一带一路"区域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格局日益重要,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一。在短期内,金融服务、产品贸易和设施联通是中国能够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切入点。鉴于可切入领域的差异,创新切入机制与运行机制能够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获得双赢。新型的切入机制主要涉及构建跨域产业链、以分享模式推进的设施联通以及以共享模式对接农业、金融和电商等方面,相应地形成包括产业发展、人民币双边结算清算、亚投行业务创新和文化经济互动等内容的新型运行机制。从我国的角度看,创新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机制有助于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经济效率、完善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稳固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的内在联系。     

我国“一带一路”研究述评——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以2013-2018年CSSCI数据库收录的“一带一路”论文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核心研究机构分布、高被引期刊、作者和研究文献以及研究热点,系统梳理国内“一带一路”研究现状。研究发现,国内学术界对“一带一路”问题高度关注,研究产出量增长迅速。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渊源和意义内涵、“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化产业、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源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效应、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机制构建、战略对接及风险防范等主题。今后应注重从数量式增长到内涵式提升,提高国际影响力;重视微观研究,深入国别与区域研究,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加强“一带一路”相关的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柬美关系趋冷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及应对

2016年以前,柬美关系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但自2017年初以来,柬美两国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国关系有趋冷的倾向。这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亲华以来东南亚国家纷纷加强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大趋势保持一致,可以认为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挫败。其实,“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就是冷战思维的一个产物,为的是维持其霸权的一己之私,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趋势、大格局格格不入,注定不可能成功,相信东南亚各国人民能够看清。柬美关系的趋冷客观上有利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顺利实施。然而,在中美对弈东南亚的棋局中,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柬美关系仍存在很大的变数,这给“一带一路”合作带来潜在的风险。我们可以从分析柬美之间的利益关切入手,分析造成柬美关系趋冷的原因,并从中查找风险点,提出应对策略。     

京津冀晋蒙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发展的高级要素,是制造业升级和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京津冀晋蒙地区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域之一,其制造业升级是全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部分。使用2001—2011年20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京津冀晋蒙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同时,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角度出发,比较了京津两市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验证将京津两市设立为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核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服务的必要性及其路径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新的陆上、海上国际经济走廊,需要法治思想理念下的法律服务护航。"一带一路"建设为法律服务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对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行,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复杂的法律、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实施方面进行系统性、针对性地构建防患于未然的风险防控机制、保障纠纷及时解决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沿线国家合作与交流的法律服务合作机制,以健全完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