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路 ——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讨论中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系统地专题论述共产党员修养过程中，并不是对古代儒家道德修养理论的简单化扬弃，而是在讨论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依据和修养目标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多样化的迎拒，在此基础上又凸显了复杂但鲜明的转向。这种迎拒转向既体现了二者本质区别，又说明了在思想意识上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同构性，在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也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极为相似的内在理路，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化”之过程的多面样态和“化”之文化历史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第二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古代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从“原则”“标准”“党员个人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极大提升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透彻性与说服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宋明道学对人生三大和谐的综合

三大和谐的关系如何?中国古代哲人对此是如何处理的?本文分析宋明道学对儒道禅三大和谐的综合,提出其特点是将它们分出层次;将物我和谐作为修养的终极目标,将人我和谐作为实践的人手处,将身心和谐作为和谐达成时所生的心理效应,从而使三大和谐紧密结合成一个统一的人生和谐,突出了三大和谐的整体性与有机性。“绿色理论”中的三大和谐即由此发展而来。     

文化冲突视野中的"和而不同"观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文化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受到社会冲突正负功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文化冲突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传统中呈现多义性的理解。“和”与“不同”各自拥有正负面效应。中国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之差异性理论看似相似，实乃解决文化冲突的两种不同的思路。文章通过对“和而不同”论的先决条件、“义”“利”之辨与解决思路的辨析，审视“和而不同”之“和”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之差异性语境下多元共生的区别。在“和”融入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上，探讨如何结合两种理论的优点、避其不足，借助差异性理论推动“和而不同”等本土传统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帮助本土传统在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隐性文化殖民战场上发挥积极功能，克服、缓解甚至解决文化冲突。      

“止于至善”与至善不止——兼论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的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

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所包含的共产党人必须自觉改造世界观、党内要经常性地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党员修养要达到“至善不止”的境界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有理论创新价值。毛泽东运用儒家修养论思想资源,进行党的恩想建设所表现出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探索,具有光大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文化价值。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无 我 与 超 越——论佛教对自我的形而上学探讨

佛教认为人的存在就是痛苦的存在。痛苦来源于人的世俗之见,即“我见”“我执”等方面。世俗之人正是由于执着“我见”等思想,从而产生各种痛苦,不能得到解脱,生命价值无从体现。佛教认为生命的价值就是不断地超越痛苦而获得解脱。那么如何超越痛苦,了脱生死呢?佛教认为要获得人生的根本解脱,首先要认识自我,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再超越于自我,破除自我,破除“我执”,进而达到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获得人生的终极解脱。只有最终认识到“法无我”“人无我”的“无我”的境界,生命才进入澄明之境,众生才能得到解脱。     

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建设

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现代文化建设，需要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区别“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对于把握文化传统的精髓，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正确对待和处理文化传统的“传”与“变”是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前提。使传统服从现实、更新传统是解决现实与文化传统的矛盾，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途径。现代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文化的再创造，既不是抛弃传统，也不是照搬传统，而是融汇古今，再塑现代民族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

当今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 ?因为素质教育更加接近教育的本质 ,更加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 ,“素质教育”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吸取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 (德 )、“知” (智 )、“勇” (体 )、“美”(乐 )、“才”等几方面都得到全面修养和发展这一教育目标的“先师” ;书院之自筹经费 ,自定章程 ,注重因材施教 ,鄙薄标准化教学 ,强调道德气节的修养 ,突出师生的情感交流等等 ,使其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学风。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意旨与路向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它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起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理论通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进历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要义,亦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先决条件,创造性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需。新时代新征程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域日益敞开,应秉持“三种精神”,为“两个结合”加注活力与生力,使其持续嬗迭意涵,扩充义理,释放效能,并在此视域下求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未来进路。     

文化传统论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每一次的社会变革中,人们都对文化传统给予了格外的关心。传统是什么?它有何功能?是如何传承演进的?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答案,或者,一种解释。一、传统的意义: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许,我们已用不着再浪费笔墨辨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夫系。根据苏联学者马尔卡梁的意见,文化传统是表现为有固定格式的群体经验,它在各不相同的集体中,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递交替得以累积和再现。”国内有的同志谈到,传统     

论先进文化理论教学的重要问题

先进文化理论教学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狭义看 ,这个问题为“先进文化理论”本身所蕴涵 ,这就是先进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文化具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从广义看 ,这个问题广泛涉及所有“两课”课程教材、教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教学中突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文化地位既是必要的 ,又是可能的。     

重构与整合──关于当前文艺批评理论建设的思考

当前文艺批评理论的建设，应当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整合并使之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重构后的主干部分，我们如果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特色，也就失去它对西方话语中心的颠覆性力量。但同时也必须超越“中国语”，使中国传统文化走上“现代化”之路。整台并不意味着统一，它是在以重构的中国文化为我们的文化战略基础上，平等地面对各种思潮，以文化固有的凝聚力去重新建构理论，在对话与交流中形成自己理论特色为目的的建构。     

徘徊于理论与历史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讨论之一

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界关于“理论”与“历史”的关系有诸多探讨.论者都意识到以往那种“理论”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存在着问题,都试图为今日“文学理论”寻找一条突破困境的可行之路.走向历史,使理论“历史化”;回到历史语境,进行语境化研究——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之一.然而,如何才能做到历史化、语境化呢?走向历史的文学理论还是不是理论?其与文学史研究有何区别?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祥林嫂悲剧的文化意蕴

祥林嫂的悲剧是文化悲剧的一种典型。以鲁镇民俗为核心存在的“鲁镇文化” 以其残酷性使祥林嫂“虽生犹死”;就个体生命而言,虽然死能带来微渺的希望,但祥林嫂仍无法获得最终的解脱。这也是鲁迅重视“人的文学”观的真正之体现。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简论朱熹心性动静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 ,朱熹的“天理”、“太极”等范畴是独具一格的。然而 ,天理毕竟是宇宙本体论 ,如何落到心性之中呢 ?心性修养的功夫又何以可能呢 ?这是朱熹必须回答的课题。通过对朱熹心性动静思想的梳理 ,可以勾画朱熹思想从天理到心性到修养功夫的轨迹 ,从而吸取锤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有益资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家修养论的传统文化根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文艺家的修养问题,特别是文艺家正确的世界观的培养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这一理论取向与儒家诗学一直关注文道关系以及“配义与道”的文人内在修养路径有很高的契合度。除此之外,两者在谈论文艺家的修养时,也都十分重视经典的研阅以及作家丰富的社会阅历。这种作家论的角度,与西方文论,包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重点围绕认识能力,特别是哲学思辨能力谈论作家修养的路径形成明显差异,具有比较突出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崇尚“以文化人”及“德治”,因此对包括文艺家在内的承担这一使命的文士的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这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艺家修养的文化根源。而看重文化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慧能禅宗的生命解脱之道及其现代开展

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论、不离世间觉的解脱论,是慧能禅宗思想在生命本质、生命境界、生命智慧等方面的渐次展开,集中体现了禅宗的生命解脱之道.慧能后学继“顿悟见性”而倡导“触类见道”,解决了传统佛教及慧能禅学对于现实人心与本体佛性两者之间无法相应而又必须相合的二元悖论.当代佛教“心灵环保”和“境解脱”思想的提出,则是传统禅宗“不离世间觉”思想的现代开展.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