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同的变革。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博弈的研究视角,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主要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的行为目标而决定: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也会受地方发展的客观现实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博弈结果分析出我国不同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变迁逻辑,指出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公共品供给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探析

公共品的供给与政府行为,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增长的片面追求可能会忽视其公共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在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越位"和"缺位"行为、融资的变通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推诿行为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激烈等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偏差的制度根源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以及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完善所导致.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非经济性公共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内涵表现为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政府治理两大特征。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因其产权的缺失及"经济人"的特性,为了争夺资本,扩大投资规模,竞相展开财政竞争,将公共资源优先配置在能带来更多利益的基础设施等经济建设类投资,从而忽视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的投资;而为了顺应财政分权改革及地方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为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努力改善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从而起到改善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同时,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结果扩大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探究其形成机制和差距问题,籍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优化法治环境,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有序化

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项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对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的规定也不完善,加之受我国财政分权、晋升激励机制等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扭曲,出现了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招商引资混乱等负面效应.要使地方政府间走上有序竞争的道路,必须为地方政府间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从立法、执法及司法等多个层面上进行优化.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论地方政府良性财政竞争的法律制度保障

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当其积极效应大于消极效应时,即为良性竞争。为实现地方政府良性财政竞争,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保障,包括:建立合理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间合作法律制度;建立对地方政府制度外财政竞争行为的监控法律制度。     

财政分权改革与我国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曾经高度集权并且仍处于体制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政策导向涵义。肯定2 0余年来的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意味着我国应将财政分权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但是,我国下一步财政分权改革并不在于是否要继续提高地方财政收支占全部财政收支的比重,而应该是规范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各项制度安排。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

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一般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可以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文将这一理论应用于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与中国小学义务教育的案例,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西方通行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两种机制在中国并不发挥作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导致各地区激烈的财政竞争并相应挤占了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本文还发现,财政分权对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推动了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抑制了后者。     

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治动力——基于地方政府动力缺失的视角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战略性任务。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及其行为对能否及时、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从地方政府自身利益与既有制度安排来看,地方政府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动力缺失的问题,原因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分权体制、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地方政府职能模式之间存在的矛盾,消解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为此,必须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变革,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干部晋升制度,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探求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动力。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宏观经济绩效——基于限制型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角度构建了中国式分权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框架,指出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周期性过热的主导力量。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自然历史、地理位置以及发展政策差异极大,即使是同样的分权程度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与激励效果,这也就使得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论对其设定形式非常敏感。因此,本文采用受限VAR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效应,结论证实了本文的理论预期。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城市偏向性与城乡收入差距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配套产品，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建立之初就被赋予了巨大的城市偏向性。从全国层面来看，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起到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更有动力扭转城乡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格局。然而，政府的这种潜在动力能否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时真正落地，还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当前，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绝大部分都由地方财政承担，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无疑会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拥有更多可供自主决策的财政资金，地方政府就有可能在保证其他经济建设支出或社会性支出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增加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政府逐步缩小城乡间社会保障差异的愿景就更有可能被付诸于实践。     

分税制与地方财政赤字——基于东部地区面板数据的模型检验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财政自主度和财政赤字规模膨胀之间高度正相关,其内在作用机制在于以GDP为中心的绩效考核机制给地方政府官员提供了扭曲的政治激励,从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好,使其不断扩大基本建设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在较短任期内升迁的政治目的。这种以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东部地区已难以为继,其直接后果便是财政收入增长受限,财政赤字膨胀,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及银行贷款等的依赖度大增。必须改革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促进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高效行政,规范政府借贷行为,以降低分税制后的财政风险。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试论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非协调性"与地方性行政垄断的形成

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不仅在内容上存在不规范性、不完善性,而且在改革措施的实施时序上存在"非协调性".这种"非协调性"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横向分权改革、政府职能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改革等项改革严重滞后,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了地方性行政垄断的形成.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面临的制度环境及其市场地位分析

中国转型时期向地方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战略,形成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格局。本文借助于各种制度类型的比较分析,勾画出过渡时期中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并以此解释其双重角色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而通过对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和承担的职能的实证分析,提出地方政府业已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行为目标的“准市场主体”。明确这一角色定位,既有助于说清转型经济增长格局的实质,同时也为改革由局部推进向整体转换明确方向。     

制度、激励与增长:一个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增长.本文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得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政府激励、所有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者激励以及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全方位激励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同时,在分析消费者的激励制度时,得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或许是一种最优的制度选择.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所带来的消费者激励或将带来下一拨的经济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