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生态教育方法探析

在西方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结构化理论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文章旨在分析吉登斯、布迪厄的结构化理论方法，突出运用其结构的二重性、行动者的能动性等理论和方法来探讨生态教育工作的特点和方法。     

“法人行动”探略

"法人行动"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一项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理论,"法人行动"扩充了行动者的边界和类型,认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行动者由自然人和一部分法人共同构成;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法人行动"从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为组织控制、组织生存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供独特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法人行动"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有着深刻的洞见."法人行动"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新思维.     

试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西方社会学史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吉登斯的结构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二重性表现为社会结构既是由行动者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它又是人们的行动得以可能的桥梁和中介。而规则主要指行动者在行动时所依赖的各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有意义的符号;资源可以划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权威性资源是指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威、社会资本等等,而配置性资源则是指各种物质实体性资源。吉登斯认为,他的结构二重性概念以及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可以解决社会学方法论中二元论问题,同时,运用这个理论还可以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问题。其实,从本质上讲,他的以二重性为核心的结构化理论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权力与规则:集体行动的组织学分析框架

组织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散的个体聚集在一起,通过合作以达成个体所无法企及的目标。进入组织的个体,称之为行动者,由于其拥有的权力不同,他们的行动与受规则限制的程度也有差异。权力与规则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核心要素,并对集体行动的后果有直接影响。行动者对游戏规则的遵从以及对组织内部不确定资源的控制,是框定集体行动结果的必要条件。把握这一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对理解我国当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     

人大代表述职制度实施的要素分析——以W县为例

人大代表述职是在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要求下,实现选民监督人大代表的制度性创新活动。在对实施该项制度比较成熟的W县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人大代表述职制度的成功创设与实施至少有三个要素：行动者、制度资源和权力关系。其中,行动者特别是作为制度发起者和设计者的人大常委会具有主动拓展行动空间的强烈意愿,在已有的法定权力和制度资源中,人大常委会能够寻求到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能妥善处理人大常委会与党委和“一府两院”的权力关系,从而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     

宗教行动、价值与社会整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宗教社会学的两大理论传统分别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制度范式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诠释学范式。在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导引下,又分别发展出了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但无论在哪种理论中,作为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宗教信仰"行动者"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信仰的主体和实体,宗教信仰者总是受到已有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出于对社会关系的建构需要以及多重权威认同取向而采取相应的宗教信仰行动。而群体的信仰行动会直接导致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生成,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这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与社会一般性规范和秩序相适应则会产生新的社会整合,否则,则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团结方式而存在。     

意志自由论、运气与能动性

学界流行的两种主要的意志自由论理论都未能合理地解决运气问题。尽管罗伯特·凯恩的理论部分地克服了传统的事件因果理论的一些困难,但其对运气问题的合理解决要求或预设相容论的思想资源,从而使其在理论承诺上变得不一致。另一方面,行动者因果关系理论则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了能动性,但未能对能动性给予任何充分合理的解释。凯恩在其理论中对所谓“多元控制”提出的说明是根本上不合理的,这种“控制”最好是按照行动者在开放世界中对理由的慎思和选择来解释,而这完全可以在一种广泛地设想的相容论的思想框架中来处理。以此为基础,将能够为如何恰当地理解人类能动性提供一些一般考虑,并阐明它们与自由意志问题的联系。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涂尔干的两个道德理论及其社会学问题

涂尔干似乎是一位专注于道德事实的经典作家。然而,当读者认真研读涂尔干的道德理论时,很难不发现一些事实,也很难不遇到一些疑惑。一个事实是,涂尔干在他的思想成熟期,先后发展了两个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道德理论。另一个事实是,涂尔干系统且有意识地把风俗、习惯和处境这类概念排除于自己的道德理论之外。从上述两个事实出发,笔者的疑问是,为何涂尔干会发展出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道德理论？如果涂尔干不是无意地忽略了风俗和习惯的概念,那么他的道德理论真正想要回答的社会学问题又是什么？本文通过对涂尔干的两个道德理论的清晰勾勒和比较,认为涂尔干的理论所要回答的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是：（1）是否存在着一般的集体行动者,与人们通常所说的个体行动者有着性质的区别？（2）如果存在着一般的集体行动者,那么在一定的环境中,一群分散的、孤立的个体行动者如何建立起一个集体行动者？     

走向合作行动:公共政策的演进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强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变为一种"主—客体"结构,这一结构进而扩散到工业社会的所有组织和治理模式中。"主—客体"结构是一种对抗性的结构体系,基于此而生成的政策所体现的是由精英所构成的主体的意志,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对作为客体的公众加以控制。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公共政策具有了工具理性,也使主客体之间的对立隐蔽化。当社会进入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时,主客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乃至主客体的概念被"行动者"所取代。行动者既是政策的主体,也是政策的客体,行动指向合作,政策就在人们的合作行动中生成。     

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下)——一个基于行动者与旁观者双重视角的构想

基于行动者与旁观者双重理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处理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的问题,可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处理方式。基于这一双重视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可被理解为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关系,即决定论是旁观者的理论世界中的存在状态,而能动论则是行动者的实践世界中的存在状态。由于决定论与能动论分别存在于旁观者的理论世界与行动者的实践世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之中,因而关于世界的决定论描述与能动论描述能够并存而不自相矛盾。由此,可勾画出一种总括性的"本体论承诺":基于旁观者立场对于有限的确定性的承诺,我们不能设想世界的绝对偶然论;而由行动者立场对于不确定性的承诺,我们亦不能设想世界的绝对的决定论。由于这两个方面的承诺都是有限的、非绝对的,因而两个方面就能够共存在一起而构成一种关于宇宙的"开放性"设定。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改变世界就是可能的。     

行动者、组织与环境:管理理论演进图谱

组织是行动者的组织,正是行动者的集体行动构成了组织本身.组织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共生关系.组织既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也不是一种先在的设计和筹划的关系系统,而是一种刻意的、有意为之的适时建构.基于管理理论的复杂化进程以及同时出现的组织理论的相对化进程来看,对组织的研究应该被置入一种更为广阔的分析视角,这一视角所关注的并不是作为单一社会对象的组织,而是作为一种局部秩序的结构.组织应是一种具体而无处不在的形态特性,并存在于建构人类集体行动的过程之中.为了从更广阔的分析视角上理解管理理论,就必须对以往简单化的组织观念进行解构.这是一种工具主义组织观念遭遇解构的历程,并逐渐被一种更模糊、更无序、更不具体或物化的组织观念所取代的历程.     

人际关系互动与社会结构网络化--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

“社会资本”研究一直缺乏对其中蕴含的理论思想作深入地探讨。本文通过梳理社会资本理论所遵循的社会学传统 ,将“过程性”和“嵌入性”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本质特征 ,并在“社会结构的网络化性质”这一框架下对“过程性”和“嵌入性”特征加以整合 ,以此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这一分析框架突出了行动者权宜性行动策略对社会规范结构的建构和重构意义 ,以及人际关系互动所体现的行动者能动性对社会结构网络化过程的影响。     

论场域资本运作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以布迪厄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

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实际上是被限定在司法场域之中的.司法场域的行动者依其在该场域中所拥有的权利或权力资本而被分层,其对活跃在司法场域各种形式资本的竞争,主要是围绕着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的话语权而展开争夺的.司法场域行动者对刑事司法过程的影响,是在对场域权力或权利资本进行不断地争夺、交换、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场域行动者的资本权重越重,资本能量越大,在案件事实确认与法律规范适用方面的话语权就越重.     

日常知识与专业知识的互构——社会科学概念的双重建构模式

加强本土概念体系的建构以理解社会科学概念的建构原理为前提。社会科学具有"双重阐释"的特性:专业研究者对普通行动者的日常知识进行专业化阐释和建构;反过来,普通行动者也会对社会科学的专业性知识进行阐释和再建构。这种"双重阐释"特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概念是一种"双重建构"模式:一是研究者以行动者的日常知识为基础的概念提炼模式,主要体现为描述性和归纳性概念的建构模式;二是行动者以专业化概念为基础的吸收和再建构模式,主要体现为建构性和规范性概念的建构模式。两种建构模式表明,社会科学概念的形成和变迁是研究者的专业知识与行动者的日常知识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     

个体理性还是整体理性——宏观行动者职业角色中的理性张力与角色异化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理论未能区分行动者的层级,实际上,处于社会权力结构不同层级的个体其社会行动后果或波及范围不同.由社会行动的层级性所引出的“理性单位”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所蕴含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在理想的制度性角色设计中,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的个体理性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委托-代理制中,由于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履行存在一定范围的“脱嵌”的自主性,使得其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常常发生脱节.在“劳动力去道德化”的背景下,宏观行动者也往往会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背离整体理性原则.这种情形,就是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要克服这种角色异化,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性超越机制、观念性超越机制和价值性超越机制.     

有何理由采取道德的行动

有些行动道德上是禁止的,也有些行动我们有理由不去做。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两种行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答案是:从道德立场所提出的行动评价可以相当普遍地为从理性立场所提出的行动评价所解释,因此,那些不道德的行动者从理性立场上是可以加以批评的。在论证这一结论的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两种道德原则可以从关于何为一个理性行动者的抽象事实中推出。     

行动者的意愿与选择──亚里士多德的责任观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政治学是作为最高善的研究学科,而对于伦理学的研究与实现正是走向政治学的完满,因此研究政治学和对伦理学当中的理解是作为行动者而言必不可少的。人在政治生活中,自身的行动是带有对社会上的责任,而就因为人有权力去行动,所以也就带有对行动上的责任。那么如果一个没有责任的人就代表了失去在社会中作为人的权利。然而,责任的形成又是基于人自身的意愿和所作出的选择而决定,所以责任的推演过程就成了责任之如何可能的重要研究问题,同时也是作为行动者必须考虑的一个核心。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比较详细分析出人的行为是基于考虑、意愿与选择而走向责任,因此对于了解责任的形成,行动者的行为依据和对后来伦理学的影响,有着不可或缺的一环。     

历史社会学的第四波思潮:议题与趋势

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已经历过三波发展思潮,实现了研究焦点从社会结构到主体行动的转变,行动者的能动性和情感被赋予新的解释。在最近十多年里,历史社会学在第三波思潮的基础上,进行了崭新的探索。本文从研究方法、理论建构、宏观研究议题和微观研究议题四个维度梳理了历史社会学大致的发展趋向和框架式脉络,展望历史社会学的第四波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