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评"五四"研究范式的转换

"五四"研究与评论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素来为学者所重.对"五四"作意义疏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话语方式,而当代若干青年学人的思想研究,则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转换,其中的评论方式已挣脱了旧有的政治宣传模式,将"五四"研究提升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层面,从而拓宽了"五四"研究与评论的学术空间.青年学人"五四"研究的这种学术进步,毫无疑问应得到相应的重视与评价.     

"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个新阐释

许多论者将陈寅恪自己所说的"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理解为"中古之学".本文则认为"古今之学",应为延续晚清经学阵营中古文、今文之学.为证明此种观点,本文将此语置于1930年前后的学术界语境之中,具体地分析了陈寅恪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学人、学风与学术观念间的异同.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论析

从20世纪末以来"文化自觉"思潮方兴未艾,本文针对何种原因促成"文化自觉"思潮的兴起,它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学人的共识是什么,这一思潮所面临的困境及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哪里进行探究.     

"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

生活于晚清的学人张穆因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学术思想的形成来看,张穆受到汉学、宋学及今文经学诸家影响,治学虽以传统的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代表的"实学",已超出传统学术领域--经学的范畴之外,其治学中透露着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意识.张穆学术思想中的种种特点,反映了清代学术由乾嘉"学精"向晚清"学新"的过渡.     

从价值与结构角度理解"透视主义"

在美国曾风行一时的"新批评派",到了中国学界尚未热起来,就已经退潮,并被年轻学人讥为"三代的陈典"①.     

个人欲望:创造社作家日本体验的基点

在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留日史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1912年前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问点,在此前后的留日学人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日本体验.此前的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其实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经验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目标的一种感性对话,而此后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则更多表现为日本社会的个人生存状态与留日学人自我的生存遭遇之间的感性对话.前期创造社作家群绝大多数是在1913年以后留学日本的.与梁启超、鲁迅兄弟等学人的"日本体验"不同,创造社作家更直接地陷入到了个人欲望的纠缠与挣扎之中.这一方面属于日本大正时期的"成金"刺激的结果,另一方面却也交织着个人生存的种种艰难与屈辱.以个人欲望为基点的日本体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精神世界中新的个人/国家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着创造社作家们自我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限都在其中.     

学术的盛宴——记陈来和他的学术论著集

过去的二十年无疑是中国学术大发展、大繁荣的二十年,与之相应的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第五代学人的崛起,而陈来先生作为第五代学人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的学问人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成为这个学术时代的一个缩影.而此次三联书店破例为陈来出版学术论著集,则意味着学界对于第五代学人的学术成就之充分肯认.陈来先生的学问与人生犹如一体之两面,本文从"广度与深度"、"功夫与方法"、"典范与标志"、"传承与开新"和"学问与气象"五个方面记述陈来先生的论著集和他的学问人生.     

"正史"西域撰述产生与发展学术背景之考察

千年以来,有关西域之况的撰述记载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中国历代"正史"中有关西域的撰述.至今为止,学人对这些撰述的各种研究颇多,其中包括对其各种历史背景的探讨.本文则主要从整体四个方面综合性的对其产生与发展的学术文化历史背景进行了考察.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当代学术"如何成"史"

作为学者,我见证了"学术史"从一个简单的"随想"走向拟想中的"学科"这一全过程.我说的"随想",是指我1991年6月写的那篇<学术史研究随想>,更指诸多友人发表在<学人>第一辑上的那组"学术史研究笔谈".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仁一起,积极推动学术史的研究.当初的"随想",十五年后,竟然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课题",甚至有了今天相当夸张的说法,叫"学科建设",这让我感慨良多.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从"格致"到"科学":晚清学术体系的过渡与别择(1895-1905年)

19世纪中后期,"格致"一词成为中西学术连接的桥梁.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国人逐渐放弃对于"格致学"单纯的技艺追求.严复在"西学格致"的意义上阐发英国实证主义的科学体系,部分趋东学人借用"科学"一词输入日本学术.二者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重合,以致严复借用"科学"替代"西学格致".但是."格致"与"科学"并非一一对应的概念,中国学术从"格致"到"科学"语言表述的转换不过是学术转型的外在体现,转变的动因则在于具体语境下的现实需要,以及学术路径的不同选择.     

追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来源——"缅怀卓炯,畅谈改革"研讨会述要

卓炯,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1908-1987).2008年1月是卓炯诞辰100周年.为纪念卓炯在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可贵的探索精神,2007年12月18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主办,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委党校承办的"岭南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缅怀卓炯,畅谈改革--广东经济学人纪念卓炯诞辰100周年"研讨会在广东省委党校学术交流中心举办.     

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

20世纪30与5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提出,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反海禁的国内战争等观点,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近几年,海内外出现的那些内地80年代关于嘉靖"倭寇"的新论,受日本学人的影响;战后,台湾学者在此领域探索,比海内领先一步;大陆80年代以前倭寇研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没有新的观点"的结论,需重新审视.学术问题,切忌"上纲上线",需要转变观念,开展争鸣.     

《人间词话》的人间情怀——寻找中西文论化合的支撑点

对"失语症"的讨论,我们可以回溯到<人间词话>那里.<人间词话>建构了以"境界"为核心的理论系统,但它的出发点与根基却是人间情怀.正是深厚的人间情怀,使得<人间词话>从中西文论简单的二元对立中超越出来,进入现实的人生层面.王国维以及五四时期的学人,对待外来文论,以严肃的心态"热心为之";而上世纪80年代后的学人,更多的是游戏成份,理论在他们这里,最多不过是由理论到理论的旅行而已,尽管他们有时也会表现出人间关怀,但那早已无关痛痒而变得贫乏与无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失语症"一说会在今天提出来的缘由.可以说,"失语症"无意间洞穿了当今学人失去了自己学术出发点与根基之后的尴尬.如果我们还试图重建中国文论的话,回到现实人生,展现真切的人间情怀依然是关键.     

"哲学vs.科学"与"哲学vs.宗教"——兼论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之争

要重探"儒学"在新时代的定位问题,在我看来,要再度考察"儒学"与"哲学"、"宗教"、"政治"这三维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中国哲学"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的近代化问题,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命题息息相关.其次,"儒学"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新的"现代化"的"儒学",应该往哲学的路上走？还是往"宗教"的路上走？再次,"儒学"如何介入"政治领域"并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本文拟回到"现代中国哲学"之建立／发展的萌生阶段,重审现代学人／哲人对重建新儒学／现代中国哲学的努力,以此思考"儒学"之重展活力的可能.     

广州"马斯"研究的创新佳作——评郭德焱博士《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

青年学人郭德焱博士<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一书,作为中山大学985研究经费资助项目,列入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主编"中外交流历史文丛"之一种,由中华书局2005年6月出版了.这部研究清代中外关系史中"巴斯"难题的专著,有力地改变了相关研究薄弱的现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晚清"蜀学"的影响与地位

"蜀学"包含学校、学人、学术三大要素,这些要素在晚清的四川都得到了迅猛发展.此时"蜀学"在教育机构上位居全国前列,在人才培养上英才辈出,在学术造诣上更开拓了创新气象.晚清"蜀学"沿着清代"以复古求解放"这一路径,成功将"复古"运动推进到西汉(今文经学)和先秦(诸子学和古史学),使中国学人知两汉经学有今古文学相争的历史,揭开中国经学研究新篇章;晚清"蜀学"具有大胆怀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开启和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晚清"蜀学"毋宁说是中国儒学的新阶段和中国经学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