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后形成的"文德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儒立国"的政治构架,为北宋士大夫们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宽松和优越的参政议政环境,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道德人格上,还是行动上,都因受时代精神的感召而表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风貌.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由俭入奢:论北宋士大夫饮食风尚的演变

北宋士大夫饮食风尚的演变与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存在着密切关系。纵观北宋一代士大夫的饮食风尚,呈现出以下几个阶段性特征:北宋初年,前朝遗风和宋初提倡的尚俭风气并存;真、仁、英时期,士大夫宴饮之风勃兴,这一潮流遍及京城乃至全国各地,而范仲淹等名士所倡导的俭朴作风则起到了砥砺士气的作用,确保此时期士风的积极有为;神、哲时期,由于党争的影响,形成多元化的饮食风尚,不仅俭奢之风并存,而且士大夫饮食风尚呈现出尚雅和精致化的趋势;靖康年间,宋王朝浮华背后充满了危机,以蔡京为首的权臣士大夫上媚朝廷、下欺黎民,他们所崇尚的奢靡饮食风尚弥漫至朝野上下,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苏轼与士大夫趣味

中国封建文化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贵族帝胄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农民-市民文化。士大夫的审美趣味随着唐宋世俗士大夫地位的提高而逐渐确立起来,代表人物是北宋文艺全才苏东坡。士大夫趣味看重人情,崇尚意境,追求淡雅。苏轼以后,士大夫趣味蔚为大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尚。     

文人士大夫对山水城市格局的影响——以范仲淹在延安的营建活动为例

中国传统城市以其独特的营建传统,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古代文人参与城市建设活动的梳理,并以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延安期间的营建活动作为实例,对“谁是传统山水城市格局的创造主体”进行研究,认为文人士大夫对传统山水城市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当代规划设计师的综合素养进行了反思。提出当代规划设计师应具备古代文人士大夫那样高尚的道德情操,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深厚的乡土情怀。     

信与疑：宋代士大夫的术数态度

宋代术数异常兴盛,朝廷虽对其严加管控,然士大夫和术士仍过从甚密。宋代士大夫对待术数的态度,不能从历史文本简单以信与疑而论断,必须考虑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政治因素及文化传统,而且要以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考镜,方能厘清宋代士大夫对术数“信欤”、“疑乎”及“非信非疑”等多维度的态度。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秦汉之后,士大夫从先秦的"游士"逐渐转变为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身的"两重性",即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诸种看似矛盾而实际又相维系的特点.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性格等因素所造成的.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宋词“女性化”倾向之成因

宋词以其独特的审美情韵成为古代文学艺苑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全宋词》电子计算机检索系统”对两万余首宋词中高频字的检索结果反映出其鲜明的女性化倾向 ,而宋词女性化倾向的形成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艺术和心理方面的原因。     

汪元量诗略论

汪元量作为宋末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 ,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堪称“诗史”的现实主义杰作。他的诗除了内容独特为世人瞩目外 ,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 ,汪元量的诗歌同文天祥等人的诗歌一起 ,代表了宋末文学的主流和最高成就。     

宋懋澄尺牍的文化透析

宋懋澄是晚明尺牍巨子.他对晚明尺牍小品的兴起与发展均有开山之功.从内容方面看,其尺牍小品明显体现于三个方面:宗教哲理的思辨和调适、摆脱羁绁的努力与挣扎、狂夫之狂的追摹与自恋.宋懋澄的尺牍小品,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是深具"晚明习气"的文学典范.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1《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与“渭城体”

<渭城曲>是唐代一支送别的歌.中唐时已广为传唱.<全宋诗>、<全宋词>中的有关歌吟,反映出<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及传播情况,对其歌唱者、歌唱声情、歌唱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述及.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渭城曲>已形成专门的一"体".分析这一典型个案,诗歌歌唱在诗"体"形成中的意义即可见一斑.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略论孙光宪词对北宋词坛的影响

孙光宪的词创作在晚唐五代词坛是很有特色的,其最大的艺术特征便是洋溢于其中的勃勃生机。这一特质使得其词作无论是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极富个人风格,并给北宋词坛以一定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孙光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虚词、叠字、象声词及俗词的运用上;在布局谋篇方面,孙词中“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特色在很多北宋词作中都能看到;而孙光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更是给北宋的一些词加以极大的启示。因此,孙光宪在唐宋词发展史上应占据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古代诗词对桂林山水“甲天下”美誉的促成

桂林山水声誉的渐起和日盛,经历了唐以前的印象初具期、唐代至宋代期间山水"甲天下"美誉的真正确立期以及元、明、清和近代的不断巩固厚重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古代诗词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