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宗室封爵与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略论

两晋宗室封爵,尤其王爵封授过差,由此引起郡县析置并合、郡名改易、郡县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化及管理幅度盈缩等变化。总体而言,西晋太康十年以前,宗王分封对地方行政体系影响较大,尤以郡王分封为最,其后消极影响弱化。两晋宗室政策不同,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体制相异,这些都关乎宗室封爵对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的影响程度。     

两晋宗室赠官略论

深入探讨两晋宗室赠官对于理解此一时期职官制度的许多重要变化大有助益 ,同时可加深对于两晋宗室政策的认识。两晋宗室赠官品阶一般略高于其卒前所任官职 ,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赠官方式除直接加赠本官外 ,优宠者另外赠予加官和给予其他优待。由于两晋政治格局不同 ,两晋宗室赠官呈现许多差异。西晋宗室赠官官品在整体上高于东晋 ;西晋宗室赠官类型大都为武官 ,东晋则随其卒前所任官职类型而定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读《史记·越世家》一得

司马迁《史记·越世家》中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一语。二千多年以来,围绕着这一记述,学者展开了关于越人族源与越夏关系的争议。我认为,对“少康庶子”这一关键词的理解值得商榷: 首先,所谓“庶子”不应理解为“庶出之子”,因为嫡庶之制始于商而为夏代所无。这里的“庶”犹言庶姓、异姓。《诗·小雅·伐木》孔疏:“庶姓,与王无亲者”。《周礼·秋官·司仪职》郑注:“庶姓,无亲者也”其次,所谓“子”也不应理解为子嗣,因为越夏在人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文化方面既有     

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犯罪类型

北魏宗室阶层是政权的柱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享受充分的特权,北魏时期的法律反映了宗室特权的主要方面.由于拓跋鲜卑历经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阶段的跃进,宗室成员在身份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法制和名教礼法发生冲突,表现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北魏宗室非违主要有政治犯罪、职务犯罪、刑事犯罪和悖逆纲常伦理四类.各类罪行的时间分布特点和惩治力度集中反映出宗室生存境遇的改变和王朝政局的走势.     

清代近支宗室赐名考论

认为清代近支宗室赐名制度经历了由前期向后期的发展、完善与常规化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嘉庆朝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颁布的诸多谕旨,均体现了嘉庆帝意在加强对宗室管控、凸显皇权威严、区别宗室亲疏,从而实现近支宗室赐名常规化的用意.至道光、咸丰朝后,近支宗室赐名进一步规范化,康乾时期诸多赐名"不规律"问题得以纠正.与之同时,近支宗室范围也逐渐从清前期的圣祖系和高宗系向清后期仁宗系转移,并沿用至清朝覆亡.     

西晋的立储与皇太弟、皇太孙制度

储君的名号称谓自秦汉以来通称皇太子。西晋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的三个失误：立愚子、立悍妇、立庶孙导致太子司马衷即位后严重失权,由此引发八王之乱。在八王之乱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储君名号：皇太弟与皇太孙,它们皆是宗室诸王争夺最高皇权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西晋出现的皇太弟制、皇太孙制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补充,也是统治集团对最高权力转移机制的适度调整,从客观上而言,对于丰富和调整秦汉以来的皇位继承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     

试论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

宗室群体性事件是明代类型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的一种,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宗室成员是事件的行为主体,王府校尉、仆从只是受命鼓噪而已,没有其他阶层民众的卷入.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划分出权利争取型、发泄愤恨型、骄横暴戾型三种不同的类型,具有非和平性与非政治性、权利正当性与行为非理性、宗室群体性事件的行为主体多为宗室中下层等显著特点.明政府对宗室群体性事件处理的重要方式即是革禄、夺禄、停禄,皆为治标之策,非为治本之良药.这不仅于消弭宗室社会矛盾、挽回宗室人心毫无助益,而且只能进一步加剧矛盾和对立.而重惩事件拨置者及王府仆从、军校虽能对其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他们对身份特殊的宗室并不能起到多少制约的作用.     

清代宗学、科举与宗室知识精英的社会认同——兼论新清史“满洲认同”的转向问题

清廷自设立宗学以来,便将其视为培植"满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由于缺乏宗室子弟所必要的"社会认同",宗学内的清文、骑射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至嘉庆年间,宗学最终流变成扶植贫困子弟的一所义学。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对宗室成员重新开放,宗室子弟在取得了进士、举人新的社会身份后,成为宗室知识精英,在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社会尊严方面备受尊崇。科举制成为宗室知识精英赢得社会认同的纽带。宗室子弟弃"学"从"举"的背后,是满洲子弟价值观由"满洲认同"向"社会认同"外在转向的一个缩影。西方新清史学者所认为的18世纪"满洲认同"经历了一个由"文化"到"制度"内在转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东晋南朝医学知识的新发展:以医家、病者为中心的研究

本文以医家、病者为中心,结合医籍的相关叙述,来探讨东晋南朝医学知识的新发展。文中分析指出,此时期医家与病者多数都是出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士大夫阶层。作为病者,他们世代内部通婚,过度优逸,嗜好饮酒,易受精神刺激,早婚多妾侍,多种因素导致了体貌柔弱,不堪劳作。显现于医学典籍,则是许多医方以体质偏虚之人为预设目标。而又作为医家的他们,传习家学,博通医术,或由信仰之故,兼修岐黄,这促使医界病源学理盛行以及佛道知识常被引入医书。综合诸历史迹象,作者认为东晋南朝医学知识有显著的贵胜特点。     

两晋军府与尚书机构关系考论

两晋时期军府制度逐渐发展定型，并对以尚书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为：在中央层面，加兵公常领录尚书事，或兼领尚书令；地方镇将常兼领尚书省长官。这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军府制断尚书事，甚至在非常时期成为替代尚书省的“国务总汇”机构，以及军府掾属权过尚书干涉政务等等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两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的孱弱。     

论东晋后期司马道子对寒人的任用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把持着国家政治命脉,占据官场要路,寒人难以跻身。但寒人从来没有放弃进入政治核心的努力,总是伺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东晋后期孝武帝引胞弟司马道子主政,试图重振皇权,由于司马道子等人纵情享乐,朝政混乱,寒人被引入权力层,客观上对门阀制度带来冲击。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与审美风尚的变迁

魏晋六朝审美中心的演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由魏晋时期以人物之美为中心向南北朝时期以诗文书艺之关为中心转化，从对人的身体的直接呈现转向由文字媒介的形象再现。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选官倾向引导着人们关注自我，而六朝时期渐渐崛起的考试制度却引导人们把诗文才艺当作立身之本，使得诗文书法大盛，并引起审美风尚的变迁。     

传统父系宗族中“族”的意义：以九族亲属制度的建构为例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儒家九族制度的建构逻辑。九族制度是儒学经典记载的亲属制度，也是宗法制度的基础，它确立了一个以己为中心、逐渐外推的亲属圈子，并规定了一个人亲缘关系的范围。《礼记·丧服小记》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本文将对这句经文的解释和梳理为核心，讨论“九族”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以“父—子”这一基本的人伦关系为基础，以“亲亲之杀”为核心原理，以“上杀”“下杀”“旁杀”为基本路径。此外，本文也对九族制度下“家”的基本形式进行了讨论。     

论汉晋招隐诗的两次复变及文化动因

招隐题材自西汉至西晋经历了两次变异 ,即从招还隐士到寻访隐士再到追求适性之隐而招还山林之隐的复变。从汉晋两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潮、文人心理视点 ,探讨《招隐》诗起伏衰长的深刻动因 ,可以把握中国古代隐逸的历史走向。     

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是魏晋军府发展的延续。东晋时期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存在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桓温个人身份对桓氏家族的影响很大,他获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桓温善于治理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成势的政情、民情基础。桓玄建楚是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辈余荫兵权急剧膨胀,直至改朝换代。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某一家族在某一地区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桓温军府便是兵权私家化的表现之一,这不仅与当时皇权受到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