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紫芝新乐府观述论

周紫芝是宋代唯一既大量创作乐府诗，又编辑整理前人的乐府诗，且对本朝乐府诗进行批评的著名诗人。周紫芝对乐府诗的批评以新乐府为主，并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宋代新乐府。周紫芝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在古今乐府并存的情况下，充分重视与肯定新乐府；首次对宋朝新乐府予以关注并高度评价；注重唐人新乐府与宋朝新乐府之间的影响关系。     

敦煌写卷中的唐人边塞佚诗(一)

王重民先生《补全唐诗》及《补全唐诗拾遗》“据敦煌残卷补了《全唐诗》的一部分。”由于在敦煌写卷中“古典文学作品之内,诗的数量最多,也最难整理”(补全唐诗序言),因而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唐人佚诗,尚未得到辑录。今就个人所见敦煌遗书,将未录于《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及整理敦煌遗书之诸家著述中的唐人边塞佚诗,辑补如次。     

元代乐府诗文体特征辨析

元代音乐文学发达，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音乐的结合促进了曲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同属音乐文学的乐府诗。乐府于元代是内涵非常复杂的文体，元人将乐府作为歌辞一体的统称，散曲、词、乐府诗皆可称为乐府。从乐府诗的发展来看，又有古乐府、新乐府之分。从音乐性质来说，元代乐府诗是可歌的；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新乐府体裁众多，具有追求宗唐复古的思想倾向。     

论张养浩散曲的艺术精神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别号“齐东野人”,山东历城（济南市）人,元代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诗歌集有《归田类稿》二十四卷,先后被收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中;散曲集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收录小令161首,套数2首。元代立国之后,有七十多年不开科举,堵塞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大量读书人的报国之心无以实现,“蒙古用人,以国族勋旧贵族子弟为先”①。经济上蒙古贵族、僧侣和地主富豪联合统治,又造成广大知识分子“九儒十丐”的困顿处境,他们既不甘愿沉沦于社会最底层,又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叛力…     

李白《草书歌行》真伪

《书法》杂志八二年第五期载胡济沧先生《李白<草书歌行>辨伪》一文,提出了五条理由,最后断定《草书歌行》决非李白所作。我以为他的论据是欠妥的。 该文说:“今按李白集子里确有贾至《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一诗,但事买上李白未果此行。”因为他们又恰遇李晔,三人有同游洞庭湖数篇之作;又碰到杨召卿、陈太守“话旧迎送,到岁暮还留在岳阳”。“我在集子里遍找李白的行踪,除了这首有争议的诗以外,看不出他和怀素     

论清商乐始于曹魏建安时期——以曹丕《燕歌行》为中心

清商乐发端于曹魏建安时期,而非一向所说的北魏时代.曹魏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已是清商乐,而不再是两汉的相和歌辞.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燕歌行>可能与较旱的燕乐有关;从乐府歌诗的角度来说,<燕歌行>本与燕地无关,也本与战争行役无关.由于乐府诗的写作习惯是后人模仿写作,所以,才分别模仿了"群燕辞归"的"燕"和"从役于燕"的"燕"两种不同之"燕",高适的<燕歌行>,从后者逐渐发展而为"行役于燕"的燕地战争题材.     

戴叔伦诗杂考

戴叔伦诗杂考熊飞唐戴叔伦诗，《全唐诗》收录了两卷共二百八十一题二百九十九首又两首诗的五个零句。这近三百首诗，窜伪情况极为严重。此种情况，明胡震亨便已注意到，胡氏《唐音统签》将戴叔伦作品分为三类：一是见于唐人选集、宋人选集及明初高《唐诗品汇》诸编“确然...     

古乐府臆札 附:俞平伯先生来信

前言 岁在丙、丁之际,偶成古乐府臆札十一则。甫脱稿,一夕而失之。至己酉春夏之交,复写定,得十篇十四则。因于诣古槐书屋时呈俞平伯师乞正。承平师逐条审读,并以不同意见相示,今悉附于每篇之末,兼致谢忱。 一、战城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归。 此四句旧说有三解:一、“良臣”指良 将。沈德潜《古诗源》:“思良臣,怀颇、牧 之意也。”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引申其 义,而释为“善于谋画调度的大臣”。二、以 “良臣”为讽刺语。陈本礼《汉诗统笺》: “此讽今之自命为良臣者。”三。以“良臣” 为“良人”之误。闻一多先生《…     

高适《燕歌行》的互文性分析

高适<燕歌行>由于在主题、意象、措辞等方面沿袭了先在诗歌文本的经验和惯例,有论者便断言其为"模仿之作".因此,对<燕歌行>作"互文性"分析,不仅可以厘清该文本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还能对其审美意义及其生成过程有进一步认识.从"互文性"视角考察,首先,在古题乐府<燕歌行>的文本网链上,唐代诗作的主题类型整体上由"闺怨"转向"征战".高诗在转向的同时,以一定的篇幅呼应了此前该古题所充分展开的风格情调,在复与变的平衡中实现了审美意蕴的动态生成.其次,高适<燕歌行>吸收了军旅诗的传统主题,同时又赋予诗歌严峻的现实批判和深沉的人性关怀,为军旅诗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最后,高适<燕歌行>整合了来自原古题乐府、传统战争诗的主题情调以及诗人对现实边塞战争的感受思考等多种元素,建构起一个完整统一的文本结构,融汇了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与情感,具有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论卢禹舜绘画中的理论思维

卢禹舜新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画坛·60一代———卢禹舜》,收录了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4年的国画36幅,基本可以分为三个系列:《静观八荒》、《唐人诗意》和《欧洲记行》。这些画是卢禹舜绘画的精华,是他勤奋的结晶和追求的硕果。看了卢禹舜的山水画,心中想到两个问     

明代的拟古乐府创作及其褒贬之争

受元末文学复古思潮与明代复古诗派等多面影响而催生的＂拟古乐府派＂,以及其大量的拟古乐府创作,成为了唐后乐府诗史上的一座高标。其中,以李东阳101首《拟古乐府》最具代表性。＂拟古乐府派＂以拟古乐府为旨归,主张＂力去陈俗＂,于乐府诗的创作中求变求新,并为＂咏史乐府＂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但由于这一诗人群体的拟古乐府存在着＂太涉议论＂等弊端,因而也使其艺术质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艺术性逊色于思想性,即为明代拟古乐府的历史真实。     

宋代田园诗民胞物与的情感意蕴——以南宋赵蕃田园诗为中心

世人皆为同胞、万物俱是同辈的理念正是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体现。赵蕃的田园诗,再现了南宋中、后期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与农人快乐的劳动场景,也反映了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辛,更有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渴盼神灵降福而举行的祈雨仪式,充分反映了诗人民胞物与的情怀,代表了宋代士人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具有鲜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主义特点。     

清代的海外竹枝词及其文化使命

清代是竹枝类乐府的泱泱大国,各类《竹枝词》现存23000馀首。其中,＂海外竹枝词＂数量众多,所涉及的国家主要有日本、朝鲜、法国、德国、英国等。内容上,或记录亚洲各国的风土民情,或介绍欧洲各国的工业文明,在乐府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清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诗人对《风》《骚》语典接受之管窥

唐代诗人熟谙《风》《骚》中的词语、语句及典故,在诗歌创作过程常常会为诗人所接受,成为自己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发挥文学的积极作用。大凡唐代诗人,没有一个未受过《风》《骚》精神的熏陶。在他们的诗作中,人们总是可以或多或少地见到《诗经》与《楚辞》语典之身影。唐代诗人对《风》《骚》语典的接受极其认真、普遍而广泛,犹如江海,不胜尽勺。仅举《诗经》＂飞蓬＂＂黍离＂＂甘棠＂与《楚辞》＂摇落＂＂惆怅＂＂木叶＂之部分语典,粗窥唐代诗人对其接受之概况,以收管窥见豹之效。     

“张籍王建体”释名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以人而论＂中特别拈出＂张籍王建体＂,他所说的＂张籍王建体＂是以张籍、王建二人在乐府诗创作方面所表现出的共性特点、所取得的成就为出发点的。对张籍、王建诗歌进行全面考察,就可发现张籍、王建在近体诗创作上也呈现出平易浅近、尚实尚俗的共性特点。张籍、王建之所以并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乐府之外其他诗体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和成就。     

论李杜对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形成的影响

作为清初文名与科名俱显的诗人,学界对梦麟早有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其身世、诗歌中的民族特点和诗歌风格,但俱是简单叙说,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对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体味其宦海生涯中的人文关怀、诗歌写作中的笔力思致及所表达的李杜式的生发感动之力量,而这些都为其后的蒙古族诗人汉诗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王国维“境界说”视野中的“真景物”与“真感情”——《人间词话》“境界涵义论”献解之三

学界关于王国维“真景物”、“真感情”的阐释历来多有分歧,其实,这是两个包蕴丰富、需要多维解读的概念。所谓“真景物”,是指诗人以自由空明的心态直观把握外在景物,经由创造性的艺术传达而写之于诗词中的自然、逼真、富于特征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图景;“真感情”则指创作主体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身对宇宙人生真诚、激动的情感反应,并通过独创的诗艺形式表现出的个性化的人类情感。王国维认为,写出“真景物”和“真感情”的诗词文本都可称之为有境界。“真景物”与“真感情”都是含有“情”、“景”两种质素的艺术存在,只是两者之中的情、景各有不同的特性和迥异的组合形态。“真景物”、“真感情”既可以指一首诗词的整体,也可以是其中的个别诗行或词句。     

智性之诗与解构的灵魂-袁源诗歌散论

陕西诗人袁源是新世纪以来,将智性和解构贯彻到底的一位诗作者.袁源的诗歌创作是“重智”的.他善于将经典解构,同时又予以重构.解构和对经典的“重写”是他的诗歌创新的一个生发点,甚至是他的灵魂.在“重写”的过程中,他不乏幽默、调侃、“恶作剧”,乃至去抒情、去悬念化的“无意义”,从而为其诗歌带来一种冷峻的先锋性.也因此,他的诗歌没有失重.当然,学习更精确地平衡,乃至优雅,才是袁源走向年龄和诗艺双重成熟的体现.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