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及其启示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兴起,新加坡相继推出了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计划及其政策,以加快迈向"工业4.0"时代.新加坡实施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旨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缓解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智能制造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重塑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新加坡确定了产业转型的23个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的七大领域和人工智能的五大领域,重视研究开发和创新创业,促进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构建全球首个智慧国家.虽然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时期,但是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已初见成效,然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障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加坡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的实践可为我国提供借鉴.     

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取向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后遗症主要有:世界经济受到冲击;一些国家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一些国家经济损失惨重;世界经济市场遭到破坏;一些国家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后危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有两种分析和判断:一种主张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原因是:从投资看,中国有投资减速的趋势;从消费看,2010年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从出口看,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恢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不大.另一种主张经济稳定发展.原因是:在制度方面,我国集中式的政治体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是行之有效的;在出口方面,我国强劲增长,进口增速放缓,顺差大幅回升;从消费看,城镇居民家庭月消费增加;在外贸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复苏,2010年二季度对外贸易进一步回暖.各国经济在2009年深度衰退后呈现出复苏态势.基于此,我国应采取的政策取向为:调整结构;服务业应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政策——以甘肃省为例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由“量增”向“质升”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寻求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突破口。“十三五”时期,甘肃省深入落实国家部署,努力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转型,加速构筑政府数字化治理体系,数字经济规模和效益均稳步提升。以数字经济推动质量变革、效率提升和动力变革是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寻求发展新路径关键阶段的甘肃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从走出滞胀看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七十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此乃西方国家不可治愈的“癌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调整,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连续多年实现了低通货膨胀率下的经济持续增长,摆脱了“滞胀”。西方国家走出滞胀,是多种内外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节可谓其重要原因。认真总结西方国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国治理经济环境,深化改革,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一、宏观经济政策指导思想的调整 本世纪内,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经受了两次重大的考…     

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结构性危机与国家建构

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进程引人注目.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转型国家削弱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忽视相应的支持性制度建构.与此同时,不具备条件的草率民主化造成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党派冲突、政局动荡,并导致了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不连贯性.作为结果,许多转型国家既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又没有实现民主的巩固与发展,陷入了结构性危机.转型国家要实现增长与民主目标,首先需要开展国家建构,提高国家能力.走出民主化与市场化相颉颃的怪圈并不是废止民主化,而是深入推进以广泛的公众参与为目标的民主化.     

论农业经济立法价值分析

中国农业在进入市场经济与加入WTO后,面临着制度建设的严峻挑战。我国的农业建设很长时间内主要是依赖政策来调整,与国家法律和外部制度环境存在差别,如何依法治农,确立中国农业经济立法价值,对新的历史时期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在农业立法中,首先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增长与公平兼顾,克服农业经济领域中的法律拒斥现象。     

行政改革与经济发展

行政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本文主要探讨与行政改革和经济发展相关的重要理论和概念,包括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公共政策和管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行政改革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和提高效率的必要性。概述在过去的若干年内,许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制定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传统的经济发展政策的目标是使经济持续增长,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和增加就业机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政策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能调整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同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加强宏观调控应对金融危机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工具,但由于二者调控目标、手段与功能的差异而具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形成一定互补性,因此,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和调控目标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累了宏观调控的丰富经验,调控艺术日趋成熟,但全球性金融危机无疑向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调整期间,我们首先应理顺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关系,从制度上保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内在传导机制的通畅,然后在目标导向下优化选择二者的组合效应方式,既要注意防止总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又要保证调控的动态性与市场化取向,只有发挥优化组合拳效应才能顺利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走出经济调整困境.实现保增长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的变迁及启示

1982—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化呈交易总规模阶段性加速增长、国际收支出现持续双顺差、误差和遗漏项目发生逆转等特征。从储蓄投资缺口、国际产业转移、跨境资本投机和非均衡外汇管制等角度对国际收支的变迁进行了理论解释。短期内“双松一稳”政策可以避免国际收支急剧收缩对经济的巨大冲击，但在长期应实行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加快经济向由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安倍经济学"堪称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政策的一场重要变革。它一改过去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主的方式,选择遵循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理论,通过大胆导入非传统金融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的改革政策组合,试图以此推进经济转型、实现"摆脱通缩"的目标。迄今改革已取得切实成效,不仅就业形势大幅好转,企业部门的业绩改善也非常突出,为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两项改革的力度不足,导致了此次经济改革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央行独舞"的尴尬局面,难以控制的外部风险,特别是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的未来"出口问题",也将对日本经济带来新的严峻考验。     

加入WTO与重塑微观规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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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Surplus,＂ Capability Gaps and Innovation： A Macro- and a Micro-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把握撬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杠杆,需要认清现行方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悖论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能力缺口,并与外资依赖互为因果,阻碍了产业升级,使粗放发展方式顽固地延续甚至恶化,也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如果不能在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深刻的发展,外资依赖与能力缺口就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因此,能力成长才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变量。     

对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认识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县域经济结构的协调也是国民经济总体结构合理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县域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就总体讲,调整黑龙江县域经济结构的困难要更大些,特别是受传统的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一些长期累积而形成的局限性和深层矛盾日益显现,对县域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影响十分不利.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政策应对研究——基于多元社会政策建构视野

人口老龄化趋势是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一个突出现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现,势必对养老保障压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会影响国家对养老政策的调整。本文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国民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养老政策＂综合分析模型,提出了养老保障政策分析的框架。本文以人口结构转变为切入点,描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系统养老保障以及公民社会养老保障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基于综合分析模型和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本文认为,只有整体性福利制度构建,才能确保在国民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与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动态平衡。     

关于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若干问题的分析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我国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我国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多税种并用、多手段并举、多环节并促的特点,这一政策在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鼓励和扩大内需、引导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应。从动态上看,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培育了新的税源,为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     

以非再生能源资源定价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暴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特别是近年来宏观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致使中国经济增长采取高耗能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导致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和环境污染加剧。能源与环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双重约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而关键点在于非再生能源资源定价改革。非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使用制度的变革,目的在于充分体现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是需要通过完善资源的基础市场即矿业权市场来实现的,而环境(生态)成本是需要通过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实现的。最终,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Asset opportunity for the poor: an asset-based policy agenda towards inclusive growth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growth recently embrac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rk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soc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rimary goal of inclusive growth is to ensure that all people, especially the poorest, have an equal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nd benefit from,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re has been a paradigm shift in social policy from conventional income maintenance to promotion of the poor's asset accumulation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Given China's striking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n asset-based social policy is a key strategy in the strengthening of inclusive growth. The article highlights several areas of the welfare system where asset-based policies could be developed or expanded.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对策分析

2010年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而复苏，我国经济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外部需求不足、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将带来一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必须进一步增强发展经济的信心，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增强创新驱动，加大力度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实施发展创新型经济、提升第三产业贡献率、调整外向型经济结构、推进绿色增长、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的需要,是中国在未来新时期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能源与环保技术、空间海洋技术;继续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联,创建节约型社会,强调“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及综合利用”;要着力推进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