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中的公法与私法

藉由公法与私法相对论的观点,学者们对行政法的观察对象进行了诸多的探讨.这些探讨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导致行政法的观察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关系,而且许多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行为也被纳入到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如何处理公法与私法、规制与自治、公益与私益之间的互动,成为行政法学界必须关注的课题.这一课题的研讨,必将带来行政法体系的变化,也涉及到行政法学教学的革新.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论非对抗性矛盾

"非对抗性矛盾"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苏联,用来描述各种阶级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中把这个概念系统化.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又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重要辩论--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大讨论."一分为二"理论的支持者把杨献珍的"综合"、"合二为一"批评为"阶级调和".其实这场辩论绝不是古旧陈腐的,也许在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就包含有上述问题的内涵.     

试论我国公益募捐宣传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在盘点2006年新闻传播业的十个话题时,总结了这样一个问题:"传媒点名富豪捐助穷人: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该问题是由一则连续报道引发的:2006年春节前夕,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的"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不仅公开了被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而且不断打电话询问富豪们的打算和反应.对于有捐款意向的富豪,媒体热情报道,而还没有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1]     

人类基因财产权分析

关于人类基因财产权的最著名案例要数美国的摩尔诉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案.但不幸的是,加州最高法院否定了摩尔的请求,摩尔未能在财产权的争取中获得成功.由此引发了科技界、宗教界、社会科学界关于人类基因财产权的大讨论,反对者认为,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不能把人作为客体,而支持者认为,人类基因财产权的确立,既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保障,也是对生物科技的发展保护,最终让全社会都享受到生物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乡村情结：《乡村发现》受众分析

受众研究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推进,今天的受众已不再只是游走于不同媒介之间的读者、听众或观众,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如何从历史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全面描绘受众的各种面相和角色,分析     

萨伊定律批判

在西方经济学学术史上对萨伊定律的全面批判始于凯恩斯,但凯恩斯的批判并不是基于萨伊定律的自身逻辑,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得以反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依据萨伊定律的自身逻辑,其根本缺陷在于忽略了人们对具体物质财富需要有限性的特征以及这种有限性与个人货币财富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忽略了需要、需求的特性和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对需求的影响,因而使得萨伊定律的作用受到严格的局限.     

基辛格-尼克松的"宏大构想"、尼克松主义与冷战转型

基辛格和尼克松从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结合美国的实力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了美国的外交战略的"宏大构想".体现这种"宏大构想"的尼克松主义强调通过缓和来重新建立世界政治的均势.结束越南战争、中美关系的改善、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美国同盟国关系的发展等,都是实施缓和战略的重点.而缓和战略的实施对冷战的转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列宁关于执政党协调与农民关系的思想

列宁认为,对在农民占人口多数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农民的关系.他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要通过必要的让步实现和农民的真诚联合;要通过协调工农之间的经济关系,争取农民政治上的稳固支持;要通过提高农村工作者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争取农民的充分信任.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消费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左派的教训

阿尔都塞倡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已经扩展到肯定和支持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这一独特角色上.事实证明,工人消费水平的提升所起的有效作用只不过是补偿(从而承认)了他们所受的不断加深的剥削及其负面社会影响.而这种补偿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工人信奉一种强调消费重要性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美国左派(在工会、党和运动中)的缺点就在于认可了这种消费主义.而不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结构下破坏它.     

唐玄宗《庆唐观纪圣铭(并序)》"汾阳之龙角山"考--绵山龙脊岭曾叫龙角山

重新解读山西浮山唐玄宗亲撰<庆唐观纪圣铭(并序)>一文的第三自然段,发现"汾阳之龙角山"一段属于插叙文字,并非写浮山龙角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与玄宗命名的浮山龙角山系两座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即今日介休龙脊山,碑文中的汾阳指唐代汾州.浮山龙角山原名羊角山,高祖时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玄宗时才更名龙角山.     

新时期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研究

探究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推进高校依法治校,促进高校和谐管理正日益成为高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方面。从传统高校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的管理应当以构建和谐校园为目标,正确认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把握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原则,探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道路。     

论丁玲、陈染小说的文化内涵

丁玲与陈染的创作 ,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所谓“摩登”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主要体现在 :自我的强调与张扬 ,性爱的自由与彰显以及偏于“颓废”的美感特征。在小说叙事上 ,她们的创作都带有“反文化”色彩 :丁玲早期创作中男女主人公性别角色倒错的现象 ,已初步构成对传统社会性别格局的反讽 ;陈染的“黛二系列”则有着更为鲜明、强烈的文化颠覆色彩。她们作品中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同样具有反文化秩序的意味。与此同时 ,丁玲和陈染的同类创作在不同时代问世后所面临的不无相近之处的文化际遇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她们的创作在现实社会中的“另类”性质。女作家的创作所储存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     

汉语与日语人称代词的对照研究

汉语和日语的人称代词在用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为日语人称代词的种类多于汉语,而使用的频率却远远低于汉语。其原因与敬语表现、授受表现、感官形容词、感官动词等有关。     

黄淮流域和中古学术文化

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上,大多数重要人物的籍贯在黄淮流域一带。三国到东晋南朝时期重要的学术、政治人物多出于这个地区。东晋一代,南迁的黄淮流域的士家大族把持着政坛和学术文化界。南朝以后,这一区域人士在政坛、文化艺术界的影响逐渐下降。黄淮流域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上的兴盛,有其传统和经济上的原因。春秋战国以来,这一区域的文化就处于领先地位,即使两汉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但活跃于政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仍多出于这一地区。当时黄淮一带经济繁荣,人才辈出,门阀制度也维护着黄淮流域高门的文化地位。     

歌德意大利之行与罗马新古典主义运动

歌德于1786年12月抵达罗马,参加了罗马的新古典主义运动。罗马的新古典主义是对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的一种重新认识。罗马的新古典主义者来自欧洲的许多国家,他们尝试结合时代精神对古典的人性作出新的解释,歌德的新古典主义观念强调了女性在提升道德方面的重要意义,对当时流行在新古典主义运动的男性英雄主义起到了缓解作用。     

雨村歌者--浅析韩偓诗歌中"雨"的艺术表达

作为晚唐一大家,韩偓的诗歌独具韵味,突出表现为他经常写到的"雨"意象,雨中感时伤事,雨里落花,雨中风物的生机盎然,及雨中思妇,这诸多话题显示出烟雨苍茫的世界是其诗艺的特种元素.     

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下)——古腾堡在近代中国

三清末民初编译、书写的西洋历史书籍及有关文类,虽然一般都称道古腾堡印刷术的贡献,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对比,但并没有将古腾堡印刷术导源于中国,尽管个别人曾将火药、罗盘这两大发明归于中国西传。然而,这样的历史书写模式并没有一以贯之。特别是在20世纪     

论新教条主义的本质、基本特点及其危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中滋生了新教条主义。其表现形式仍然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但与旧教条主义相比,它更有欺骗性;照搬西方＂本本＂,有更强的宗教性;在理论上涵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更严密的体系性;其鼓吹者具有极端的复杂性。新教条主义目的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我们要正确认识新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根本方向。     

论北朝西部审美观与盛唐美学思想的展开

我国西部自北朝以来发生的民族大融合及因之形成的西部审美观,已经渗入唐人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亦即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盛唐美学思潮的全面展开,与北朝西部审美观的深远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此乃中国美学主潮在封建社会顶峰形成“盛唐气象”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