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的机制安排“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的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论中日复交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启示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中美博弈背景下周边战略环境变化与中国周边战略塑造

自2013年党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已成为共建命运共同体最集中的区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合作区域以及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和中国软实力辐射的重点区域。然而，2017年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乌克兰危机以来，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第一，美国以“印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环境进行双重塑造；第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第三，中美博弈叠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引发对华供应链重组；第四，周边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对华态度可能进一步分化。基于此，中国应围绕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目标积极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秉持“优先东盟，深化俄罗斯中亚，改善南亚，推动韩日”的战略思路，积极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战略举措上，加强开放合作，抓住“战略时间差”，将周边地区打造成新发展格局战略节点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创新战略思维，积极探索建构周边安全合作体系，妥善处理热点敏感问题；加强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韧性。     

亚太三元结构下日本的角色定位与对华政策

现阶段,日本置身于亚太地区权力、利益和观念的三元结构框架下,并陷入"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依赖困境"中,如何将三者进行有机连接,制定符合本国角色定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从权力维度看,日本扮演着美国的"辅成者"角色;从利益维度看,日本承担着维系自由贸易秩序的"引领者"角色;从观念维度看,日本演绎着所谓"普遍价值"体系的"稳定者"角色。这三者在外交实践中体现为日本依托制度制衡,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具体到对华政策领域,一方面,日本以强化在经贸领域的中日合作,作为因应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B计划";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希冀借助制度制衡,在对华合作中既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在制度规则上对华形成优势。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知,同时审时度势、多管齐下,积极扩大两国协调的战略空间。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印太”视域下日本强化防务外交研究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

随着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美博弈长期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制约各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在此形势下,主要国家和地区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强化经济活动,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近几年,日本不断健全和完善经济安全政策法规,强化政府相关职能,努力提升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战略资源等方面的自主性,同时与欧美等“志同道合国”加强合作,促进形成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实现日本在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及其国家战略。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会给自身、地区及世界带来一些影响。     

美国对日外交的多维审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崛起和日本政坛"地震"的多重挑战,采用"巧实力"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骤变为由,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联盟体系强行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形成对东亚地区的"主导"。通过对日多层次的"沟通",影响日本当局对区域安全局势的判断,使日本放弃了塑造新的地区秩序意向,回归到寄自身安全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结构的传统道路上,最终完成了对鸠山政权调整日美两国关系意图的压制,在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成功地维系了美日两国"主从"关系的现状。美国对日外交对我国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油气资源:缅甸多边外交的新手段

缅甸独立后的外交政策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中立主义外交,1989～1992年的对华友好外交,1993年后的多边外交。进入21世纪后,缅甸把油气资源作为其多边外交的新手段,对中国、印度、泰国等邻国,以及区域外的俄罗斯等国推行以油气资源为重要内容的多边外交,并利用各国相互制衡,以保持其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缅甸的油气资源外交较大程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增强了缅甸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博弈能力,并对相关国家的对缅政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2011年上台的民选政府势必会继续利用这一外交新手段在对外关系中追求平衡,完善多边外交。     

21世纪初日本的对印度战略及其影响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开展"价值观外交",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更加重视发展与印度在政治、安全保障、经济合作等各领域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以经济合作促进其与印度的政治和安全保障合作的发展,增强了其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维护了海上通道的安全,使中国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日本在亚洲的战略态势显著改善。中日印三国要管控相互间的分歧,加强相互间的各种战略对话,增强战略互信与合作,进而形成互信基础上的协商合作机制。     

领导力、均势与日本联盟战略的新选择

随着21世纪以来"本战略文化加速朝现实主义方向转型,其联盟战略的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着力改变自战败以来一直坚持的依附美国的单一化联盟结构,转向打造以地区大国和结点国家为合作伙伴的多元化联盟。这并不能在"美同盟的框架内做出充分的解释,体现出的不是"本传统“与强者为伍”的联盟战略理念,而是贯彻着领导力和均势的内在逻辑。以领导力和均势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既解释了 "本双边安全合作“联盟化”构建的一般取向,又解释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本基本构建起了以"美同盟为第一层,以"印、"澳战略联盟为第二层,以日越、"菲志愿者联盟为第三层,以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第四层的多层安全保障体系。     

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

特朗普执政后,开始实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反对多边主义,主张双边谈判。在美国对日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日本加快扩展对外经贸关系的形势下,美国与日本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加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明显上升。2019年4月,美日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并在半年内签署了初步贸易协定,其范围基本未超日本所要求的货物贸易内容,仅增加了数字贸易领域,反映出日本与美国欲在新一轮国际贸易体系转型中引领规则与标准制定的战略意向。日美贸易协定对日本的预期经济效果低于CPTPP和日欧EPA,尤其是日本的农业将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依照特朗普政府对日谈判方针,日美今后还将围绕汇率条款、原产地规则、投资及服务贸易等问题展开谈判,日本仍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挑战。     

论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海上博弈

美国自喻为海洋国家,控制海洋不仅是保护其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也是其称霸世界的手段。美国正倾全力转向大国竞争,美军从冷战后控制沿海区域和由沿海向陆地投送影响力转向既控制沿海,又主导大洋。从地缘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考察,不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海洋控制”,还是“太平洋威慑计划”和“分布式杀伤链”战法,都表明美国把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方向放在海上,特别是西太平洋。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大多来自海上。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15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强调,海洋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经略好海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计。从时空上看,美国回归海洋控制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正形成剧烈对冲。近年来,两国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对峙背后是传统海洋大国与新崛起海洋国家在构建海上力量平衡的必然结果。在大国战略竞争的环境下,这场围绕海洋权益的博弈将决定未来两国关系走向与状态。     

扩张与收缩：论美国外交的周期性

自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外交即呈现出“扩张——收缩——再扩张——再收缩……”的周期模式。从上一次扩张到下一次扩张或从上一次收缩到下一次收缩的平均时间约为45年左右。迄今为止，美国外交经历了四个半周期。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国际局势的变动、国内思潮的转换等因素是推动美国外交扩张与收缩的主要动力。当前美国外交开始步入第五个周期的收缩期，这将对世界和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核心内涵、主要途径

中日双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本次两国关系改善是两国领导人亲力亲为的结果,改善的路径也因此带有“自上而下”的突出特点。日本社会各界在改善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差距,而这些差距在两国外交实践中又具体表现为诸种“失衡”,亟待解决与克服。面对中国领导人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以及2020年到2022年中日关系大事叠加的敏感时间段,今后双方能否持续稳步地相向而行,能否为指导、约束和规范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制定出继往开来的新政治文件,自然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日应当同舟共济,努力创造美好世界;应当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应当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求同存异,妥善解决争端问题;应当坚持多元共生的文明观,以东方智慧积极寻求精神融合。     

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

近年来,印度加大了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战略合作,主要手段包括深化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军事交流.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的动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战略上的考虑,同时也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安排.从近期来看,印度与亚太国家的战略合作可能会对中国以及中印关系造成一定影响.印度加强与亚太大国的合作可能意味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生深远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