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儒小人儒之源流探析

自《论语》中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以来,历来对于君子儒和小人儒的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后人不断赋予君子儒和小人儒全新的意义,君子儒和小人儒也在不断的发展流变。何为君子儒,何为小人儒,对于君子儒和小人儒源流的探析,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

《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以往论者释儒,罕有联系子夏姓氏者,释君子有两种含义:有德者、有位者.进一步分析可说君子有四种含义.就已然性而言,除了以往所谓两种,还有第三种有德又有位者.第四种是孔子教育弟子君子应当如何如何,尚不具备已然性,就理想标准而言比较接近第三种含义.其实,无论两种还是四种,都是后人结合《论语》具体语境所作的分析,而在孔子心中和《论语》中,君子大概只有一种含义:有德又有位者;小人则是其反义词.儒在孔子时代,还是一种行业,这一行业包括承继了巫、史、祝、卜等王官知识技艺而以教师、治丧、相礼、占卜等为职业的所有术士.君子标准加上儒之职业性,就是所谓“君子儒”.子夏作为卜氏后裔、卜偃后人,出身于由贵族沦为民间术士而世代为人占卦决疑的贫寒之家.“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是孔子针对子夏的出身,对其进行入学教育的要点.     

先秦“小人儒”审视

“小人儒”是与“君子儒”相对的概念。儒的阶层中有“小人儒”,他们忽视仁义原则,仅仅注重个人的实际利益,满足口腹之乐,强调衣冠外表,子夏、子张、子游就是突出的代表。孔子界定小人儒有六点依据:注重外在事务,忽视内在修养;深入微观,宏观把握不够;注重功利需要,轻视或者忽视道义主张;对儒家实质认识和行为上有偏差;没有实行好“中庸之道”;加剧儒家分化,使道家、墨家、法家发展。俗儒、贱儒、假冒儒、衣冠儒、士君子就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小人儒。     

重写儒学史与古代史意识形态

儒学史需要重写。儒学史的书写,一直受到权力政治与价值偏执的干扰。重写儒学史,必须打破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桎梏:一是晚清以来将中国的落后归诸儒学,因此产生的以文化因素解释中国政治落后的僵化观念;二是为了建构现代国家而确立起来的、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变迁固化下来的中国一直落后的古代史意识形态观念。正是两者的交相作用,造成儒学史书写中的意识形态扭曲。重写儒学史,需要确立起现代价值向度和现代知识取向:前者涉及重写儒学史的历史评价尺度,后者关系到重写儒学史的知识公度性。重写儒学史,目的不在重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派系独尊,而是在尊重儒学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为中国在现代转变中吸纳本土重要思想资源、开创新的思想创造局面奠基。     

陈献章从祀文庙考——明代文庙从祀标准上的犹豫与抉择

文庙从祀历来为官方承认的儒学正统所在,明中期关于儒者从祀在条件、标准和人物选择上都出现了一系列转变的倾向。陈献章以一代儒宗崛起于岭南,影响深远,成为时人讨论的热门对象。但他的从祀之路却并不平坦,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坚持儒释之辩的反对者看来,白沙学问宗旨摆脱不了近禅的嫌疑;而尊朱学者对于白沙则因其与阳明心学的亲缘关系而有所顾忌,白沙身后两次从祀之请因之被格。明中叶心学大盛之后,诸君子必欲为文成争地位,不得不以文庙为战场,然施行有渐,反以白沙为先导,白沙从祀文庙之议始终盛而不衰。白沙从祀之所以历时长久,不但因从祀所关甚大,更在于涉及理学正统、儒释之辩、白沙个人生平以及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等。经过历代士人长期持守,白沙之学最终得以从祀文庙。     

近代儒学凋敝下“君子儒”形象的重构——以张之洞“文格”与“人格”为视阈

儒教凋敝是近代中国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表现。大略分析其话语可知,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等对传统中学的不断侵蚀、今古文经学之辨、汉儒宋儒之争,以及"经世致用"思潮的揭橥与发展,使得孔学"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儒臣张之洞身上发生了改变,这是近代儒学困境下士大夫寻求人格理念与哲学修养新变的典型个案。通观张氏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体用结合、经世务实等治学为政实践,其为人、为学、为官皆映现了传统哲学之衰败及转型。     

“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

不管"儒"字在字源上的原始意义如何,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战国时代的其他学派对"儒"的思想刻画,已经鲜明地呈现出儒家的思想特质;而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更突出显现了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在当时的通行理解。尤其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对"儒"的理解,作为战国时代评论各家"儒"的总结性代表,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同时也反映了儒家因应秦的统一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新的追求。     

孔子思想是春秋时期自由民思想的卓越代表

先要说明一点:本文是谈孔子思想,并不是谈儒家思想。孔子思想与后世所谓“儒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必须分清。 儒家思想(或曰儒学)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孔子时代已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到了后世,历代有些优秀的思想家弘扬了孔子思想的积极方面,构成了儒学的精华,在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孔学:中国儒学的第一次飞跃

古来学者,莫不欲以其学易天下,而终于“易天下”者,唯有儒学。自孔子总结原始道德,摒弃“小人儒”、标榜“君子儒”而后,孔学即以中国儒学的姿态实现了质的飞跃,并从此炳彪于世。又三百年,董仲舒综赅孔学,杂以墨、名、阴阳、道、法诸家学说,构筑其“天人感应”体系。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是为董学。又千余年,朱熹集理学大成,遂使孔、董以来的儒家道统又占据了封建正宗的思想统治地位,统治封建后期的思想学术达七百年之久,所谓“后之时君世主,欲     

“儒分为八”与早期儒家分化趋势的生成

由于资料缺乏,"儒分为八"已成为儒学史上千百年来难以厘清的学术难题。新见的出土文献,往往不是某一学派的专有文献,而是不同学者的文献汇编,因此,从这些文献对儒家共有特征的不同理解入手,就为解开"儒分为八"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韩非的八派划分,只是选取思想歧异明显、影响较大的八个派别。儒分为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儒家分化的真实面貌,但法家立场的偏颇,使韩非不能对儒家发展面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思想歧异是当时孔门内部的普遍存在,而窄化、深化、分化、派别化,正是从不同学派思想差异日渐明显的层面,对早期儒学发展进程所作的一种描述与展示。     

医儒相通的三重内涵

医儒相通有三重内涵:一是儒学中包含有一定的医学.主要是养生学知识;二是儒学充实了中医的人文性内涵,主要是构建了中医医学伦理学;三是儒学赋予中医学的思维特征:中庸调和、直觉体悟.深刻理解"医儒相通,通在何处"是中医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否则,不仅医学难以深入,儒学也难以人流.     

论现代新儒学"援西入儒"之得失

援西入儒既是现代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标志,又是构成儒学之所以为"新"的必要因素;援西入儒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新儒学的理论展开方向,形成了哲学儒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四种范式.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之辨

儒家君子小人之分有两种意义,一以德言,一以位言。《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传统多从德的角度做出解释,但现代学者从词源学或思想史的一般叙述出发,往往认为其是纯粹以位而言。然而,若完全不顾德的因素,只就地位而言,很多卦爻辞尤其是涉及"小人"的例子,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其实,《周易》中的君子小人,既有以位而言的情况,也有以德而言的例子。在"德"的问题上,《周易》对有位贵族提出严格的要求,而对无位庶民则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先秦儒家之道德思想兼顾理想与现实、精英与庶民的特征,便可在《周易》中找到其源头。同时,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观与殷周之际兴起的"德"的观念密切相关。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德更多的是关涉政治或行为,而与后世从个体心性角度来说的"德"有很大的不同。《周易》卦爻辞君子小人之辨的探讨,有助于澄清现代学者关于早期思想的误解,并揭示轴心时代儒家道德思想对早期经典的继承与突破。     

试论战国时期的儒家

孔子殁后,战国时期,面对新的时代形势,儒学开始了适应现实需要的新探索,因而儒分化为八派,本文重点梳理了其中的五家,即以隐士精神而研修儒业、同孔氏入世精神不同而近于道家的颜氏之儒;由一群偷安懦弱而怕事,贪饮食而无廉耻的贱儒俗儒组成的子张氏之儒;而漆雕氏之儒则是无所畏惧,不避权门,以气为重的儒,他们成为后世“侠”的始祖;仲良氏之儒讲廉洁、讲仁义,主张是自耕而食,傲视富贵权势,同情贫贱者,为当权者所忌;至于乐正氏之儒则守信不虚,讲求孝义。所以,在战国,儒学虽还未演变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但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为后世儒学的官方哲学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儒行》到《儒效》：先秦儒学的发展与转折

《礼记·儒行》篇和《荀子·儒效》篇都是战国时期儒学对自身的定位和理解的反映,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可以看出战国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转向。《儒行》篇应当属于子张后学的作品。荀子严厉地批评了俗儒、贱儒、小儒,同时提出了大儒理想。相对于《儒行》篇而言,《儒效》篇对儒者的定位与理解已经比《儒行》篇有了极大的提升与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儒学发展的路径,即更加重视儒学中的政治品性。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儒学的发展。     

论王通的儒风变古及其典范意义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势力迅速膨胀,儒学式微,王通以道自任,主张儒风变古,自觉地祭起弘扬儒学的大旗。他跳出传统经学章句注疏的藩篱,把儒学与现实结合,认为儒学的复兴与重振应该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资源,以实现"三教归儒"、重建儒学新体系的最终目的。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穷理尽性"的理论,承认了三教独立存在的价值,坚守儒学正统的立场,使儒学真正融化并吸收释、道二教的思想因素成为可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