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论虚拟社会治理中自媒体舆情引导

自媒体带来了虚拟社会治理的新课题,“去中心化”导致“把关人”机制的弱化,民意容易“沸腾”导致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受到冲击,“广场效应”导致监管对象易趋“极端化”,“裂变式”传播导致过程控制难度大幅提高.面对自媒体舆论场这一个公私边界日趋模糊的公共领域,依据自媒体传播的特点和控制难点,需要立法部门、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用户自身等主体协同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的应对机制.     

社交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新途径

社交媒体的参与性、开放性、复向传播性、对话性、圈子性、情感联动性、跨界性等特性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加强对社交媒体的深入研究,和传统媒体形成合力,增强时效性;创新工作形式;贴近群众;加强社交媒体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建立一套长效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网站的监督和考核等.     

从审美性到交往性：社交媒体语境下文艺批评的范式变革

社交媒体给当下文艺活动带来了深刻影响,促成了文艺观念、文艺批评的一些激烈变化。交往互动开始成为文艺消费内容,文艺内容开始成为一个个话题素。在话题素的作用下,作者创作的内容与网友的群体贡献已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文艺的集体生产真正得到了实现。在此情况下,一贯重视审美价值的文艺批评应适度凸显交往性,重视社交媒体对文艺活动的基础性装置作用,从交往性去理解数字时代文艺的属性,将交往性当作文艺批评的价值维度,从交往性去分析与阐释文艺。     

简约治理与隐蔽的乡村治理：一个理论述评

＂集权的简约治理＂在把握中华帝国晚期以来的行政和治理实践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晚清以来高度集权与简约的官僚制相结合的特征,而且,还把握了行政实践的特征,亦即＂简约治理＂。但是,至少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看似完美的简约主义的维系和现代官僚制的结合,并没有造成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良好状况,相反,却持续造成了治理危机。理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应该区分简约治理在国家治理及乡村治理层面上的不同意义,从国家政策的达成来看,依靠半正式的行政实践节约了国家治理的大量成本,这种治理方式是简约主义的。但是,从乡村社会内部的秩序变化来看,一旦简约治理需要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则这种治理方式实际上是复杂的,基层治理是复杂治理模式。     

变革与坚守: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工作

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公众摆脱了对大众传媒的表达渠道依赖,转而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自由表达,从而成为实践意义的舆论主体。这种转变导致舆论引导工作领域出现舆论引导对象的多元化、舆论引导方式的体系化、舆论引导效果的复杂化、舆论引导理念革新的常态化等变化。在理论层面,舆论引导所依赖的理论资源也开始从宣传模式向政治沟通模式转变。在传播格局巨变的背景下,舆论引导工作仍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导向和职能、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网络公共事件舆情失真问题及其治理

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并非事件在网络上的简单映射,其掺杂了与社会背景因素相关的情绪、倾向和立场。在网络公共事件的形成和爆发阶段,其构成是"事件+社会背景+网络";在网络公共事件形成爆发之后,政府的应对、当事者的行为表现等因素又会被网络聚焦,这时其舆情构成是"事件+社会背景+过程性助推因素+网络"。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失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件的特殊性与社会问题的普遍性、资讯的泛滥与诉求的堵塞、"体制性迟钝"与社会情绪的敏感、"搞定管控"思维与"搞大扩散"意识、操弄"真相"与制造谣言,这些相对的因素要么重合叠加,要么反向撕裂,造成舆情的失真与变异。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治理是一个去除连带因素、打破风险发作的连锁反应的过程。就事论事,还原真相,还原是非,是平息事件、释放风险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浅析微博时代的舆情与治理

微博时代的舆情正成为社会管理的一大挑战,依托微博形成有别于传统的特质,一是形成的便捷性,二是效果的爆炸性,三是内容的社会性。微博舆情的生成离不开信息接收者、媒体运营商和政府管理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微博时代下一的舆情治理路径如下：一要打造公民社会,提升公民意识;二要塑造责任媒体,加强媒体责任;三要建设现代型政府,完善政府职能。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路径探究

当下,网络舆情空前活跃,大众对民生、贪腐、道德等社会热点高度关注,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不可否认,网络舆情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一些问题与倾向也显现出来.针对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网络空间中消极情绪的蔓延,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发挥网络舆情的正能量,这是网络舆情社会管理创新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云中漫步还是退而却步——论社交媒体与文艺评论的转型

以微信、微博、B站、抖音、豆瓣、百度百科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推动了当代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也促成了当代文艺评论的转型。文艺评论体系中出现了新的标准即网民权威,社交媒体催生了新的评论方式和语体风格,拓展了文艺评论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带给文艺评论的不仅有赋权,也有剥夺或阻碍。当社交媒体出现反连接的情形时,旨在获得注意力、流量或商业利益的“锁定”,不再具有互联网开放精神的“隔离”和无法选择的“退出”,使得文艺评论出现了景观化和圈层化的趋势,文艺评论被流量和算法劫持,表达方式日益表演化、浮夸化,难以完成有效的对话;圈层中的舒适区、同温层和过度连接使评论者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排他性,加速了审美固化的形成,导致文艺评论丧失生命力、创造力和行动力。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     

社交媒体档案资源共享平台服务分析

社交媒体已经得到了非常蓬勃的发展,尤其近两年以来真可谓是百花齐放,而服务形式也逐渐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如此。面对这样的局面,档案资源共享平台的模式需要做出调整,从以往的被动变为主动模式,切实以用户为服务目标,用多样化的社交媒介让信息流通起来。增强传播效果,让社交中的互动性更强,并且重视公众的参与度,充分利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让大数据来提供更加专业和贴心的服务,避免盲目推送和传播,多研究用户的个性喜好,并且注重延展性和多样化,让档案资源共享平台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困境与破解之道

在突发事件频发和网络媒介深度介入的当今社会,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治理。当前,网络法律规制的缺失,网络干预的内在悖论,网络舆情监控评估的障碍,官民网络舆论的分化与割裂,行政紧急权力运行的潜在风险等因素限制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治理效果。为破解困境,迫切需要政府加快网络专项立法进程,有效整合应急管理资源和要素,建立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实施分类处置和多元干预策略,综合采用协商、调停、教育和预防等响应措施,并切实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网民的自律精神。     

基于网络舆情治理的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探究

网络舆情治理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当前,我国已有高校通过采取学分化、实验化、项目化等方式引入网络舆情治理相关内容,引导了学生关注、思考、研究社会热点舆情,提升了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水平。未来,可积极构建技术协同机制、研究协同机制和实践协同机制,在创新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同时,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为有效化解网络舆情危机,营造和谐稳定网络氛围作出贡献。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政府决策:过程与机制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突发性强、现实性强、传播快速、影响深远等特点。为提高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能效,增强突发事件应对的主动性,需研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决策的过程和机制。文章从网络舆情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决策的过程,并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剖析了一个决策周期内的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两类十种治理行为;分析了决策与网络舆情情感、语义和传播范围的关系,设计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三维决策矩阵。     

走出自由与管制的二元藩篱--论公共舆情治理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舆论格局,给政府带来严峻挑战。面临这种新挑战,当下我国政府的舆情管理仍然延续传统,即以管控为内核,以应急为重心,以平息为旨归,距离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仍然有较大距离。基于治理理论,政府除了保障言论自由以及与媒体进行互动传播之外,还要与舆论中的多元主体形成互动和对话关系。基于这种新型关系,推动舆情治理现代化,就要在坚持政府主导性的前提下,培育网络舆情治理的多元主体,并用法律界定清晰的权责界限;以内部的整体性治理和外部的互动机制为重点,创新舆情治理机制;以互动为重点,打造舆情治理平台,创新舆情治理体系。